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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就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管弦乐音乐厅 Concertgebouw演出开始前，一群激进的年轻音乐家开始用核桃夹和自行车喇叭制造噪音。
他们的“核桃夹行动”是在对管弦乐团进行谴责，批评他们是精英统治阶级的地位象征，称其犯有“维持一种不民主的艺术环境”之罪。
迫在眉睫的通缩风险，促使我对当今的大多数投资事务抱有几乎相同的敌意，特别是亚洲的商业模式以及投资界对于中国的看涨情绪。
从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日本现象，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风潮，再到我们现在对中国经济实力及其未来前景的执念，亚洲已经赢得了金融界最苛刻投资者们的全心拥护。
看看富达(Fidelity)的传奇人物、英国基金经理安东尼8226;波顿 (Anthony Bolton)的解释就知道了。波顿决定放弃退休生活，启动全新的职业生涯，掌管一只中国基金，原因是“……只有不同寻常的机遇才会吸引我……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最重大的经济与投资主题了”。
本着核桃夹革命者们的精神，我想提醒诸位，我认为亚洲的商业发展模式存在缺陷。
我认为我们的精英都弄错了。我的论点是，中国在GDP增长的同时，却没有创造人均财富。这就好比没有鸡尾酒的鸡尾酒会——有什么意义呢？
此外，我担心，一旦中国遭遇经济滑坡，可能会给日本带来尤其不祥的后果。
我对于日本财政的失衡本质感到关切，其国内债务——养老金及保险计划——是由政府的巨额海外美元资产储备所支撑。
实际上，日本这是在做空自己的货币，而使事态更加严重的是，国际对冲基金界也在这么做。
想一想，你认不认识持有日元现金存款的有钱人？美元、欧元、英镑、瑞郎、甚至新元，都有，但没有人持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这种现象长期而言是不可行的。用加裔美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话说：“传统看法的敌人不是思想，而是事态的发展。”
当然，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日元并不廉价，而且在以日元核算成本的基础之上，日本国内出口商难以保持竞争力。但某个不可预见的事件，例如中国经济萧条，便有可能在外汇市场造成一种“闭门恐慌”(torschlusspanik)、或者急于寻找出路现象。这反过来又可能导致日元大幅升值。
当雷曼 (Lehman Brothers)倒闭时，我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依旧为高度杠杆化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所主导的世界里，如果一种日元资产——比如说以日元融资的公司债券——大幅下跌（20%甚至更多），就会增加对日元的需求，因为借款人现在必须借入更多日元（或售出更多外币计价资产来购入日元）来弥补损失。
我愿意打赌，这种行为将引发恶性循环，因为日元升值将进一步损害日本的出口基础。已经动荡不安的股票市场将进一步分崩离析，引发投资者抛售更多美元资产，购进更多日元，以弥补国内机构日元债务的亏损或不足。
日本是受中国经济盛衰影响最大的工业国。因此，或许有意思的是，当我3月份访问东京时，当地商人宣称中国GDP负增长的概念几乎是不可能之事。
也许这种信心解释了为何日本的资产与负债状况如此失衡。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使用“不可能”这个词。我记得华尔街银行业分析师在描述美国全国住宅市场崩盘的可能性时就经常使用这个词。是啊，确实不可能！
休8226;亨德利是 Eclectica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兼创始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