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樊志刚 何崇阳 4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对外宣布：除了全国社保基金之外，该行不再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肇始于多年前的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程至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有大型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工作已经结束，其他中小型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将会重新考量。在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进程近乎盖棺定论之际，如何评价境外战略投资者纷纷参股的“进”与大规模减持股票的“出”？如何看待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成效？如何确立未来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新的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系统总结、深入分析与瞻远分析。 境外战投在期待中参股中资行 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起步阶段，国际大型银行以其严谨的公司治理结构、先进的金融创新技术和完善的风险管理手段让中资银行自叹弗如。中资银行以鲜花和期待迎来“会念经的洋和尚”，希望能够“西为中用”，为沉疴遍身的中国银行业“引资、引智、引制”，带来决定性的改变和提升。 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参股光大银行首开国内银行吸收境外资本的先河。2002年底花旗银行参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上市银行的“首吃螃蟹者”。其后，外资银行陆续参股中资银行，但总体规模不大，发展速度较慢。2004年以后中资银行引入外资的速度骤然加速，从2003年的2350万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2.5亿美元．增加了近100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以后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3家国有商业银行根据银监会“五项原则，五个标准”分别引入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资额度高达40亿美元、67亿美元和38亿美元，美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高盛集团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赫然在列。 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参股主体多元化。譬如以恒生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以汇丰银行、花旗银行为代表的综合性银行，以德国安联为代表的银行保险公司，以国际金融公司为代表的专业性金融公司，以及以新加坡磐石基金为代表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二是参股目标范围不断扩大，由城市商业银行到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再到国有大型银行，以实现在中国市场的长远发展。三是参股比例不断提高，接近于持股上限，以谋求尽可能大的控制权，实现投资收益与集团发展计划的一致性。四是参股方式多元化，从单独持股到交叉持股再到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均有提升。 但是，关于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利弊分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仍不绝于耳。在历经两年左右的境外战略投资者遴选之后，受制于国际大型金融机构流动性仍然紧缩、亏损依然严重的状况，充斥在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是否贱卖、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偏低、金融安全是否受到威胁的分歧与争论中，中国农业银行在4月13日宣布不再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农业银行凭借中国经济增长红利，自身经营效益的持续提升，以及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成功IPO所带来的全球资本市场对国有大型银行投资价值的认可，相信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介入也完全能够完美演绎“重组、股改、上市”三部曲。 境外战投在纷乱中减持中资行股票 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备受尊重、享受无上荣光与丰厚的投资条款之后，中资银行希望两者之间的合作能够像投资协议所确定的那样“直到永远”。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2008年78月份，作为招商银行H股大股东的瑞银集团（UBS）和摩根大通银行就大规模减持招商银行H股股票，并且“逢高卖出、逢低买入”频繁波段操作，大进大出，只是并未引起市场重视。其中，2008年7月9日瑞银集团减持766万股招商银行H股股票，套现1.88亿港元；次日，摩根大通减持了933万股招商银行H股，套现2.47亿港元。 于2008年内爆发的次贷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国际金融机构纷纷陷入财务危机、资金紧绷压力嘎嘎作响，2008年的最后一天，瑞银集团在禁售期满的第二天悉数抛出其持有的34亿股中国银行H股股票，套现约8亿美元。 这引起了市场对境外战略投资者集中大规模减持中资银行股的担忧。但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仅仅一周之后，李嘉诚旗下基金也将20亿股中国银行H股抛出，套现约5亿美元。两周之后，苏格兰皇家银行也以1.71港元每股的低价悉数出售所持108.09亿股中国银行H股，套现约24亿美元。 美国银行、德国安联集团和高盛集团也随后陆续减持和抛售所持有的中资银行的股票，获利丰厚。 然而，花非一样红。与上述境外战略投资者如火如荼的减持运动不同的是，汇丰银行一直持有91.15亿股交通银行A股股票，持股比例保持在接近监管上限的19.15%。花旗银行虽然也饱受金融危机的折磨，却仍然保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2.14亿股A股股票。 减持对中资行影响有限
一方面，境外战略投资者大规模减持中资银行股票对中资银行造成不利影响。 首先，境外战略投资者大规模减持股票，造成资本市场恐慌和股价出现大幅震荡。2009年1月78日，恒生中国H股金融行业指数大跌了11%。其次，境外战略投资者大规模减持，乃至悉数售出中资银行股票，使得中资银行多元化股权结构受到影响，有回归“一股独大”之虞，国际资本市场形象受到一定影响，投资价值评估短期将出现波动。最后，中资银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之间的全面合作关系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乃至随着股权的全部撤出而彻底中断两者之间的合作，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资银行的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与先进风险管理框架确立进程。 另一方面，减持对中资银行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对有限。 首先，中资银行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大规模减持股票的准备也比较充分。其实，早在2008年初，中资银行就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声誉良好并能够长期持有中资银行股票的潜在“接盘者”。从市场方面看，中资银行股权转让平稳有序，资本市场对中资银行的股价波动显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消化。 其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并未因此调低中资银行信用等级。标准普尔公司认为，尽管境外战略投资者进行大规模股票减持行动，但相信无损外资股东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策略合作关系。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表示，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中资银行股份一事并无重大影响。 最后，对中资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影响不大。一方面，股权变更与实体经营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虽然境外战略投资者为中资银行风险控制带来了先进管理理念，但中资银行核心业务仍旧是“以我为主”，基于政策因素，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公司存款、贷款等传统业务介入不多。 境外战投为何离去 原因之一是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中资银行股票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导致其主体经营困难。 美欧金融机构在这轮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流动性急缺，不得已大规模减持股票以筹得现金解燃眉之急。譬如，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银行经营陷入极大困难，在2009年集团及其下属部门和分支机构曾接受了美国联邦政府援助计划高达163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为了摆脱政府提出的种种限制，美国银行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归还援助资金，而减持建设银行也就成了自然之举。2009年1月19日，苏格兰皇家银行发布预亏公告，并创下英国企业有史以来的最大一笔亏损，当日苏格兰皇家银行在伦敦交易所的股价下跌70%，市值从780亿英镑缩水至45亿英镑。为缓解燃眉之急，苏格兰皇家银行不得不悉数抛出中国银行股票。 原因之二在于境外战略投资者存有套现盈利的空间和需求。 首先，应该承认境外战略投资者所持股份在禁售期满之后，减持或清空股份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我们应该尊重。 其次，相对于跌幅巨大的外资银行股，中资银行股估值相对偏高。尽管中资银行2008年经营业绩仍然抢眼，但2009年利润增长目标多调低为零增长。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对其对中资银行进行波段操作的考虑。 再次，境外战略投资者当初参股中资银行的成本非常低，目前获利丰厚，具有套现获利的空间。 最后，境外战略投资者担忧中资银行经营风险。一方面，中资银行目前贷款利率仍然过高，今后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率调整将收窄中资银行的利差空间。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利润多来源于实体企业，经济下行周期将带来新一轮坏账风险。还有，中资银行与政府政策的协同性较强，国内经济刺激投资计划及地方政府配套政策，以及政府计划与行政干预所带来的风险难以判断。 境外战投难展拳脚 上述原因是表面现象，境外战略投资者大规模减持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对中国金融市场缺乏深刻理解。面对着中国市场这块诱人的大蛋糕，境外战略投资者本欲霍霍摩拳力主新设机构，怎奈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监管审批进程的严格和迟缓，只好转而参股中资银行以实现进入中国市场的勃勃雄心。但是，时过境迁，境外战略投资者凭借其投资者特殊身份，经过在中国市场的多年打拼后仍与其当初的设想相去甚远，权衡之下撤股也属正常。 其次，水土不服，磨合不够，难以跨越西方大行经营理念与中国金融市场实践之间的鸿沟，这也是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缓慢、服务和产品渗透率较低的重要原因。譬如，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于中资银行信用卡业务从种类到盈利模式的评估不太到位，因为外资银行信用卡业务主要靠透支额度、形成信贷关系来盈利；而中国银行卡市场的现实情况主要靠交易来赚钱，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虽然境外战略投资者派驻中资银行的专家也多为黄皮肤，但其经营理念和操作思路难与内地市场对接。 再次，中资银行经过多年自我快速发展，积极向国际通行惯例接轨，给境外战略投资者力主成立合资公司的空间已不太大。值得注意的是，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参股亦始时所设立的投资及合作框架协议中，就明确提出分步设立信用卡、私人银行等合资公司，力图用信用卡创新业务、高端私人银行业务和便捷电子银行业务抛却自身网点不足、人员不足方面的短板，以最有效的手段去撬动中国金融市场的高端客户、高附加值业务和新兴金融业务。但是，近年来中资银行在科技先导战略引领下，产品创新意识和服务能力水平不断提高，留给合资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很小。譬如，随着国内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备，中资银行信用卡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各行发卡量也迅速增长，信用卡服务体系也逐渐完备，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成立信用卡合资公司的空间越来越窄、盈利前景越来越模糊。 又次，中国金融监管政策限制较多，从监管层到银行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在设立合资公司、开展新业务等方面行政审批手续都异常缓慢，这也是境外战略投资者难以适应、意欲离开的原因之一。 最后，毋庸置疑，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与减持股票的几率呈现反向相关关系。除建设银行引入的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不低于5%的标准之外，参股工商银行的德国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2.5%和0.5%，而参股中国银行的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则更低，分别为1.6%和0.24%。参股比例太低，持有少数所有权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缺乏对参股银行管理与监督的动力，也不太愿意向中资银行提供核心竞争技术、先进金融服务技术以及关键的风险管理手段。 （樊志刚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何崇阳单位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