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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绵绵，赵新先回到广州南方医院。
25年前，他是这家医院的药局主任。后来，他建立了南方制药厂，生产出“三九胃泰”，成立了三九集团。后来，三九负债百亿，他退了休，因为“滥用职权”收购大龙健康城项目用地，进了牢房。
终点又回到起点。他回来检查身体。医院不大，人车混杂，看起来，没人认得将近七十岁的赵新先。病是老病，高血压，糖尿病，按时吃药，控制得不错。
还是有怒火。晚年褚时健的态度是，“过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不如意的东西越想越多，想它自己找麻烦不是?”语气平淡，其中也有怨望。那时候褚时健已经77岁，如果能把无限期的保外就医看作对当年被判“无期徒刑”的补偿，在哀牢山上大种柑橘也就算个不错的结果。赵新先在看守所呆了1年零9个月，抵扣了刑期，没进监狱，怒从何处生起?
先不谈案子。赵身边的人说，赵自称“中国最老的农民工”，“三无人员”，因为军转民衔接不畅，退休手续一直办不下来，没有退休金、医疗保险，没有产权房，还在深圳住着三九集团的职工宿舍，虽然有两百多平米。“成绩是主要的，”赵曾自我总结说，“犯了错误，也应当给予正常人的待遇。像褚时健，就是拿了一些钱，其它都是成绩。”
类似的控诉在前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那里听到过。“我什么都没有了。”出狱后的郑说。
“我们国家对企业家的价值没有真正地认识，”赵新先对身边的人说，“把他们当成政治家、公务员了，他们倒霉、受磨难的机会太多了。”
褚、郑、赵，都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人生过半，突然有了商业可以寄托，可以逞志，较其前辈中抑郁而终者已是万幸。又披荆斩棘百炼成钢，看看已可彪炳青史，忽又马失前蹄功亏一篑。近十几年，谈起他们的结局，叹惜声不绝于耳。一定是有过错，如王石所说：“不管褚时健偷偷从企业拿了多少钱，就是再少也肯定是违法的。这毫无疑问。”然后才会授人“打击报复”、“挟私构陷”(如果它确实存在)之机。只是罪名是否合适?轻重是否失当?他们刑满后是否必须如此“悲惨”(如果它并非被夸大)?
何况并非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过错”构成了犯罪，如郑俊怀，如赵新先。尽管赵已近70岁，尽管他笑称“在中国冤案平反的平均周期是27年”，他还是心有不甘。他身边的人说，赵认为，自己当年决定以不到5亿元从港商手中买入大龙健康城项目，并因此获“滥用职权”罪，而今地价已升至“20亿元”，足证这一决策的正确。赵新先记得他的辩护律师田文昌(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对他说：这块地50年后赚的钱还是老赵(赚来)的。同样的意思，赵在法庭上用自己的话作了表达。
但是赵可能陷入了那样的状态：他看见的都是他愿意看见的。2000年2月，三九集团收购大龙健康城项目用地，其时三九的负债率在1998年已达到80%的状况并未好转且在持续恶化。很不幸，紧接着，三九集团被中国政府特聘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女士选中作为“监管风暴”的靶子。三九挪用上市公司25亿元资金被证监会严厉谴责。三九负债百亿的报道铺天盖地。银行迅速逼债，三九腾挪无术，大龙健康城只能存在于图纸中。与他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朋友们一样，赵曾是历史的书写者，当他突然成为历史大潮的裹挟者时，个人力量的渺小就变得一目了然。因其突然，陷身其中者才会无限遐想那些可能改变方向的诱人的偶然性，比如，如果不是史美伦，如果某媒体不率先发难，如果银行没有翻脸。
赵新先坚持认为自己是遭到了三九内部人的陷害：“诬告者”以赵在大龙健康城项目上有1亿收购资金去向不明使赵被调查，但查来查去“这笔钱找到了”，结果检方只能以赵收购健康城项目“滥用职权”收场。赵的说法中，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思。但针对赵不承认的“三九财务管理混乱”，一位三九集团前员工认为，赵案的复杂性远非媒体已经公开的事实那么简单，“要找出十万、二十万元的漏洞并非不可能。”
另一推测是，2004年，三九集团深陷资金链危机，赵虽然被免职，但其旧部在集团内仍举足轻重，国资委委派的赵的继任者多感掣肘。于是，“拿掉”赵及其三位部下(包括三九集团副总裁、三九药业总会计师)成为当务之急。
这一推测看上去较为合理。赵被免职时，国务院国资委评价他“四十年如一日，为我国的医药事业、为三九企业集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若视此为缓兵之计，意欲秋后算账，未免显得小题大做。欲重组三九，赵新先在三九的影响则必须消除，而赵的“贡献”已被先期肯定，因此只能择其小端薄治之。同时，“滥用职权”暗含了对赵多年来的多元化扩张恶果的总评，有些微言大义的意思。
法院认定，“在收购项目未经正式评估，未经三九企业集团党委研究，也未按规定上报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被告人赵新先擅自代表香港三九公司与林清渠在香港梁达坚律师楼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致使三九集团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三九集团并非仅因这一项目的区区4.7亿元陷入泥潭，媒体曾经广泛赞誉的三九“一人机制”(赵一人说了算)也并非自此项目始。1996年至2001年间，三九并购企业140多家，涉及医药、地产、食品、酒业、汽车、酒店等八个行业，按照赵新先2003年所公开承认的，“非药业收购的成功率远远低于制药行业”，对赵的指控在这些并购中应该不难找到对应者。因此，错则全错，对则全对。全盘否定赵新先非有司所愿且于法无依，择其小端赵又不能服膺，结果或如为赵作无罪辩护的田文昌所言：“法院判决虽认定被告人构成滥用职权罪，但从量刑看，赵某于宣判后两月便刑满到期，其他三被告人则在宣判时已刑满释放，体现出辩护人的观点实际被司法机关采纳的事实。”无论如何，“当务之急”已经解决。
事实上，就“一人机制”而言，赵新先至今认为“这是军队遗留下来的传统”。三九集团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时“一人机制”形成，之后三九集团先后划归中央企业工委、国资委，赵新先曾分别请示是否延续此种决策机制，答复不是肯定就是不明确。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也指出：“2000年三九收购该项目时，中央企业工委尚未成立，三九集团执行的还是在军队时的管理机制，出于一贯的做法，在决策时没有报批。而且，在军队管理体制下，并未向三九集团下发过有关项目报批的文件，致使赵新先并不了解关于报批的规定。”赵退休时，三九集团仍然是“总经理负责制”，没有董事会。
而全盘否定赵新先的另一难处在于，这将脱离罪行认定本身而进入“多元化利弊”的业务讨论。赵新先坚信多元化是“亚洲企业的必由之路”，日本、韩国乃至台湾、香港的著名企业概莫能外;企业发展有高潮有低谷，赵退休前，三九只是在经历“低谷”而非“垮台”，且“低谷”亦非多元化导致。
2007年9月，赵新先刑满被释。200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颁布，对国有企业的决策程序作了规定，高管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者将被免职并追究法律责任。虽然法条尚嫌含混，终究算是有法可依。褚时健案之后，国企管理者年薪制出台，如果此种因果成立，则赵新先催生了另一部法律。
不过，赵至今坚定的一点是，收购健康城项目用地正是走出低谷、重振三九的关键举措之一，如非银行停贷挤兑，前途未可限量。按照大龙健康城的开发规划，“一套别墅1000万，100套就是10个亿。”赵对身边的人说，“现在看，我当年的决策非但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反而可能令国有资产大大增值。”
2004年，赵新先退休后，王石曾经对《中国企业家》评价三九集团的多元化。“像赵新先这样‘软着陆’的(与褚时健直接贪污相比)，你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只是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架子—企业不是我的，我就可着劲地往大了玩儿。如果你给赵新先40%的股份，他绝对不可能这么经营企业。”在王石看来，如果两害相权取其轻，褚时健式的危害要比赵新先这样的小得多。据说，赵新先也曾表达过对王石此言的意见：他说给股份是好意，但是多元化并不是我的发明，是必由之路。
对多元化的认识见仁见智，关于国企管理者持股，赵新先与王石意见一致。2003年11月，赵新先在搜狐网与网友聊天，有云：我认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激励机制，年薪制不是根本，一定要从体制上、股权期权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上市公司的老总，承担了法律责任、政治责任、经济责任，但是他所得到的是跟企业效益不挂钩的回报，太不公平了。上市公司所有的管理都到位了，所有的责任都到位了，就是这个激励机制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马儿吃草的问题。这次聊天的最后，当网友问及企业家理想，赵变得慷慨激昂：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单单是为了钱来拼搏、来管理、来发展，我认为这样的企业家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像盖茨，如果他要追求钱早就够了，但是他现在还在拼搏和奋斗，他是为了他的事业。他的事业既是个人的又是国家的，又是民族的。所以作为中国的企业家来讲，不管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二十来岁年轻的一代，都应当有爱国之心，都应当有为民族、国家去奋斗的远大理想，才能把自己鼓励起来，调动起来，把自己的一生在这样的主题下管理起来。
有可靠消息称，2007年，华润全面接盘三九后，对大龙健康城这块“烫手山芋”一直不轻言放弃。最近，正在酝酿重新启动，拟开发高档住宅和豪华酒店等。可资对照的是，与大龙健康城毗邻的东部华侨城项目2004年开发，3年建成，如今已蔚为大观，成为深圳一个观光休闲的新亮点。
如果诚如赵新先所愿，大龙健康城项目复活成功，会是对他一个迟到的安慰?抑或是他“翻盘”的契机?
阴雨绵绵，在南方医院，赵新先刚过了68岁生日。无人操办，自己也没有声张。赵在大连尚有年过九十的父母，自谓仍须打工以尽孝养。除受聘担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中药、天然药物研究中心主任外，赵还是南京小营药业的顾问。熟悉他的人称，以赵的人脉与能力，其经济状况应该不比“正常人”差，参照系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