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整理8194;/8194;本刊记者8194;李8194;源 供图8194;/8194;中欧商学院 金融危机后中国和全球经济将何去何从？ 金融危机带给全球的噩梦还在持续，虽然各国在此次危机中表现各异，但一个全球共识是，世界经济格局将从此发生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现状将逐步扭转，金融机构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些，将给中国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2010年4月中欧商学院北京校区落成典礼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对话中欧商学院教务长兼副院长郭默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各位学者对此发表了观点。 中国，管理界的“新大师”？ 许小年：在金融危机之后，如何进行反思，如何避免这样的灾难再一次地发生？首先要找到这一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先请郭理默先生发言。 郭理默：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我们对全球金融理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面临着两个任务。首先，我们要利用已知的理论来避免危机；其次，我们要不断地致力于改善我们的商业教育，提高对危机的理解。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对那次大危机的反思。现在，我们也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来帮助我们去理解、预测，以及管理可能会出现的危机。 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对我们做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新的刺激和启发。在管理理论方面，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一个学生，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新的情况。最近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文章提到：管理界的新大师们是谁？就是中国。这篇文章里尤其谈到了中国的创新和创业精神。我来讲一下我所观察到的三个事实： 第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的上升，正在进一步减弱世界上长期存在的财富和权利的不平衡现象。 第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和金融管理模式，已经失去了可信度，而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得到了更多的可信度。在这次危机中，不管用哪一个指标来看，采取行动最果断、最有效、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大家都希望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能够成为这次经济危机后主要的经济恢复引擎。 第三，全世界的公众对私营企业和政府层面上的商业和金融管理的疑虑都增加了，同时容忍度降低了。银行业失去了他们在公众中的可信度。尤其高奖金的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是新的稳定增长理论的一个主要构建者，同时也是解决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重要参与者。基于这些事实，我也想提出一些命题，尽管其中有些还存在较大争议。 第一，在新的系统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融合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西方世界会有更多的监管，而在中国监管会进一步放松。 第二，美元作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将逐渐让位于一个三足鼎立的储备货币体系，其中将会包括人民币。 第三，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将要让位于一个多级化的框架。 第四，我想讲一下教育。亚当·斯密一直认为财富和稳定——现在我们称它为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三大要素：有效的生产系统、个人的道德和集体。危机当中，商界、财务界或银行家不是能力不够，恰恰相反，他们受到过很好的培训和教育。但在个人道德和国家角色这两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商校必须向新的方向转变，变成通才教育。要让学生更务实，更具有创业精神，更加具有前瞻性、创造力。 第五，我们需要更新的凯恩斯，需要有一种新的综合理论能够将经济学和金融学融合到一个单一的宏观经济发展观当中，其中包括银行、政治体系，也包括不可持续的、不可更新的能源。这样一个新的综合理论，可能会在中国诞生。 紧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改革” 许小年：郭理默认为美国金融的过度发展，是这次危机的原因，而这次危机说明了美国模式的破灭。中国学者对此怎样认为呢？ 吴敬琏：我很同意郭理默教授说的，现在我们需要进行反思并能够通过反思形成新的理论。但是，形成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我们还有自己的问题。所以我想就“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两者之间的关系发表观点。 从世界范围来说，大家都关注这次金融危机。这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需要改革需要完善。对中国来说，是经济发展方式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所以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办了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研讨班。这个研讨班开学时，胡锦涛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其中，他有50次提到“加快”这个词，主要是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个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完善和改革问题，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两者是什么关系呢？ 对国际这个经济体系来说，这次金融危机表明了它存在很大的缺陷。从现象上看就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出现一个由不受国际监管的、由一个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它不受黄金约束，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美国）的中央银行来监管的。 因为美元的不良发行，美国的信用膨胀和对于衍生工具的监管不到位，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财富。对于在这样一个金融体系中活动的企业，它的资产负债表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高杠杆化。 于是当某一种冲击出现，它很快就通过连锁反应传达到整个世界，于是就爆发了金融危机。那么这样一个金融体系为什么能够持续存在呢？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发达国家的结构问题，这在美国表现非常明显，就是极低的储蓄率、极高的消费率。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再平衡。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储蓄率已经有所上升，但能不能持续？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只有在实现再平衡的情况下，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完善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很难维持运转。 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呢？应该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得益于发达国家的结构失衡，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像储蓄率过低、资源的严重不足使得我们东亚的国家能够采取一种出口导向政策，通过出口的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如果西方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再平衡，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出口需求不足。 那我们这一年多来是靠的什么呢？是投资，投资拉起了我们的GDP增长，而消费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 怎么才能够真正用消费来支撑起我们的经济增长呢？就要明白主要的生产要素怎样发生变化。 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第一，土地等自然资源；第二，资本；第三，劳动；第四，所谓人力资本就是人的知识和技能。我们过去的一年靠的是前两个要素，问题是如何提高后两个要素的份额。一个要素就是劳动，即增加就业；另外一个要素是人力资本，就是说要技术进步，要改善管理，要提高效率，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增长。他们收入增长了，才能够增加消费。 那么这种降低自然资源和资本要素，而提高生产要素中劳动和人力资本份额的行为是什么？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归根到底一句话，中国要对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贡献，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要克服那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而关键，在于改革。 虚拟经济与全球配置，需重新反思 许小年：吴敬琏提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是因为主权国家货币作为世界通货使用，而又因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误，引起了企业、私人部门的高杠杆率，最终导致了这样一场经济危机。吴晓灵是前中国银行副行长，您怎么看待全球失衡的问题呢？ 吴晓灵：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其宏观根源是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宏观政策不当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出现了宏观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在微观基础上来说，是某些主要经济体的国家，金融业背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制造了金融泡沫，引发了金融危机。 就经济危机后的国际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我有三个观点： 第一，未来从宏观经济来说，美国为首的国家要提高储蓄率，而且为了使国内不过多地依赖虚拟经济，应该有一个制造业回归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有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因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在所难免。 第二，危机爆发以来，传统经济学规则所遭到的挑战，极大地动摇了人们的信心。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将是全球面临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来讲与其被动地接受通货膨胀的结果，不如主动地来调整中国的资源价格、环境的治理价格。就是利用这个时间窗口来理顺中国的价格体系，把这个扭曲的信号扭过来，这个过程也会是通货膨胀。虽然结果都是通货膨胀，但是什么都不做带来的通货膨胀是结构的继续扭曲，如果我们主动去做，那么带来的是一个好的未来，在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下市场化地调整经济结构。 第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平衡一国经济结构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结构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不同，比较优势不同，是产生国际贸易和国家投资的基本原因。但过分的全球配置资源，也会带来全球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失衡。在信用货币时代，在保持一国实体经济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可能是危机后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否则会带来货币体系的不平衡。 在过去金本位的时候，国际贸易就是黄金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移动。国际贸易是要靠黄金这个实物来制衡的，各个国家基本上是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来互通有无。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话，那么就是美国为首的国家来生产高技术产品、来搞金融；新兴市场国家就生产制造产品；一些有资源、有能源的国家就提供能源产品，这个格局就永远不会改变。那么就永远是美国发钞票来买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所有制造业国家拿顺差的资金去支持逆差的国家，这样的格局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并不是有利的。因而我认为：在各个国家基本经济平衡的前提下，互通有无，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应该是未来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也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管理 （本文由论坛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