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何玉梅 孔笑微 金色五月，第六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评选在北京落幕了。在前五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此次“金圆桌奖”的评选过程进一步完善了前期研究和企业调研工作，并根据低碳经济时代的特点加入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绿色商业模式的权重，评选出了优秀董事会、最佳董事会、最具社会责任董事长、最具战略眼光董事长、最具创新力董秘和董事会特别贡献奖等一系列奖项。六年以来，“金圆桌奖”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尤其在上市公司的董事圈中备受关注，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金圆桌奖”作为衡量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毫无疑问，“金圆桌奖”通过优秀董事会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我国公司治理和董事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董事会运作效率。 纵向来看，获奖公司董事会的整体治理分值逐年上升，但绝对分值并不高，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尽管呈现了良性发展的趋势，但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和问题，需要引起业界的高度重视。这些不足和问题，有些是体制原因造成的，有些是机制设计不当所致，有些是理念上的障碍。在深层次上，这些问题是一个转型社会的矛盾和纠结在企业制度层面上的体现，也是现代分权思想、民主意识和公民责任与传统企业文化剧烈冲突的结果。解剖这些问题，有助于企业有的放矢地改善治理结构，促进董事会建设。总的来说，当前董事会治理主要存在以下五大问题： 董事的“双重身份”扭曲市场信号 中国上市公司中有相当比例的国有控股公司，大股东抑或是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是国资委。无论是国资委还是国有企业，实际上都是国家——这个非人格产权所有者的代理人。与此同时，这个代理人又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人，由其选派董事进入董事会，再由董事会任命高管人员经营公司，因此产生了所谓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并不是中国才有的独特现象，但由于我国的委托代理关系是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形成的，国资派出董事含有“双重身份”——既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政府的代言人）又是企业的决策者，造成了董事履职中的角色冲突，从而大大影响了董事会的有效决策。 另外，董事的“双重身份”还导致了公司治理目标的行政化。由于大股东代表不是以市场手段获得控制权，董事会成员的任免也大多是通过上级组织或者政治关系的影响来达成，因此董事们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仕途而非公司价值，在董事会运作中常常发生以政府官员的喜好为公司治理目标的现象。 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一把手”之争 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企业制度的影响，上市公司常常陷入“谁是一把手？”的困惑中，很多企业对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角色定位仍然停留在“谁说了算”的思维模式。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的不理解。就职责分工而言，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公司里的位置是平行的，都是对股东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董事长经董事会的选举任命，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法定关系可以从这些规定中找到依据。具体来说，董事会负责公司的重大战略和董事长及其他高管的任免。董事长是董事会的召集人。总经理由董事会任命，是公司管理层和职员的最高负责人与代表，负责主管公司的日常事务，执行股东要求和达成董事会协议。因此，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确切说是对董事会代表的股东负责，而非对董事长负责，因此总经理并非董事长的下属，而是企业中履行不同分工与职能的高管。 在实践中，能明晰董事长和总经理角色定位的企业不多，大多数企业都把“董事长是公司法人”理解成“董事长是把一手，总经理是董事长决策的执行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董事长违规犯罪事件频发。如果董事长以“一把手”自居，不能正确对待董事长的角色，把自己凌驾于公司董事会甚至于股东会之上，很容易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甚至引发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犯罪行为。在2009年众多的违规违纪案件中，董事长的犯案分外引人注目，例如，正清制药原董事长、英特集团原董事长、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中石化原董事长等，都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落马，这些董事长在原来的公司无一例外是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一把手”，股东会和董事会完全被董事长操纵。 “肥猫现象” “肥猫”的说法源于西方国家，指的是企业高管拿着高薪，企业业绩却很差，就像是一只被主人养肥了的猫，这只猫却不抓老鼠。从理论上说，与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应该是调节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但这种工具在现实中却存在着重大缺陷，激励机制的无效或失灵导致了“肥猫现象”。 近年来，随着股权激励和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肥猫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逐渐浮出水面。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金融业和垄断性行业（如电力行业）的某些上市公司的“肥猫现象”尤其严重，董事和高管的薪酬与利润的走势基本是背离的，在利润下滑的情况下，董事和高管的薪酬依然涨幅惊人。 “肥猫现象”可以归咎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治理结构缺陷和内部人控制，由于薪酬委员会的成员多为由执行董事提名或推荐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事实上的非独立性导致了薪酬委员会的不作为，控制人可以为自己制定与业绩的脱节的薪酬；其次，激励机制设计有缺陷，业绩考核不科学，很多企业的考核机制短期化，导致高管急功近利，亮丽业绩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巨大风险，但薪酬回报中只反映了眼前的业绩，而不用承担日后的风险；最后，薪酬透明度差，虽然上市公司的年报中规定需要公布高管的薪酬，但投资者对高管薪酬的构成并不清晰。 “肥猫现象”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即使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一些华尔街的高管仍然能够在公司濒临倒闭的时候拿到高薪，而无须对巨额亏损承担责任。中国的“肥猫现象”表现得较为隐蔽，主要是由于薪酬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较差。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解决“肥猫现象”的对策。 独立董事的“花瓶”形象依旧 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基本确立了独立董事制度的框架，逐步理顺了独立董事产生的机制和工作规范，但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有学者断言，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彻底失败了。从今年的“金圆桌奖”评选来看，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除了个别企业进行了一些制度创新（如民生银行），实行了独立董事上班制度以外，多数上市公司的独董亲自而非以通讯形式出席董事会的比例并不高。不能充分了解企业的真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运作中能够发挥的实际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另外，由于独立董事的提名机制始终停留在过去那种主要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提名独立董事的机制上，独立董事的“出身”决定了其作用的局限性——不要与实际控制人形成对立。因此，除了那些害怕公司出事而愤然辞职的独董以外，大多数“存活下来”的独立董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可言，只是附和实际控制人的“傀儡”。 独立董事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对于加强董事会内部监督，促进科学决策，维护中小股东和员工的利益，创造公司的长远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独立董事不独立、不“懂事”，不能勤勉尽责、有效到位，反映出我国的独立董事的制度设计存在着致命缺陷。 尴尬职工董事 有人说，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工董事。在治理实践中，中国的职工董事的角色颇具特色：很多公司的董事会中没有职工董事这一位置，职工董事的职能大多由职工监事来履行，即使设置了职工董事，也多由企业高管兼任。由于监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边缘地位，职工监事的监督作用形同虚设，况且职工监事的职能本身也无法充分体现职工利益的诉求。对于管理人员担任职工董事，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管理人员的立场与普通职工不同，管理人员的利益诉求由董事会中的执行董事来反映，而普通员工的利益诉求渠道则被管理者“阻挡”掉了。 长期以来，职工董事制度在业界存在着很多争议，有些人认为董事会是出资人的俱乐部，职工进入董事会是掺沙子；有些人认为来自普通员工的职工董事不懂劳动法、公司法以及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很容易成为摆设。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由：普通员工不能参与重大决策，职工利益和公司利益是两码事。从治理机制来看，职工董事的作用不可替代，它既是公司内部利益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企业有责任关心普通员工的切身利益。在重大决策方面，职工董事也有相应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是决策和风险控制中的纠错机制之一。无论如何，职工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胜任程度有待提高不能成为否定职工董事制度的理由。 从世界先进企业的治理经验来看，职工董事的设置是一个必然趋势。除了在法律法规上对职工董事的责、权、利作出明确规定以外，我国还需要从深层次的理念上改变对职工利益漠视的态度，提升董事会治理中公平意识和平衡理念，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董事会。 结语 伟大的公司需要伟大的董事会。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和崛起需要有大量有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的企业，而企业的强大则需要依靠一套有效的企业制度和治理机制，需要一个能真正关注公司长远发展、关心全体股东利益、运作到位的董事会。现代企业制度伴随中国经济的起飞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社会对公司治理和董事会制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治理机制也在探索中不断进步、完善。期待中国企业在世界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