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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已进入一个动真格的阶段了。”财经专栏作易鹏告诉《英才》记者。于2009年12月7日落下帷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为2010年中国经济定下了“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调子。
外界普遍将此解读为政府将在2010年直面长期停留在口头或纸面的结构调整战略。稍后的12月10日，工业与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工业发展将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有消息称，工信部或将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今年的12%下调至11%。
笼统的经济结构调整包括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消费、投资及出口对GDP贡献度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但现阶段最突出、最基础性的还是产业结构调整。
“全球产能过剩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龚方雄在《英才》年会上如是说。
但中国的产能过剩可能有其独特之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常态，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中国的问题本质是除了正常的产业供需结构的失衡之外，还有‘落后’产能长期停留在产业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的贺俊博士告诉《英才》记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1月的工业经济尽管呈现加快趋势，但在结构上仍倚重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没有人会反对，但如何淘汰？依靠政府干涉、抑制投资，还是其他另有方法？
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落后产能会产生并且能够累计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为什么落后技术能够生存？
贺俊认为，这根本上是企业的“要素成本承担不对称”造成的。不承担诸如劳工福利、环境成本等一些本应该承担的要素成本，反而助长了这些落后产能的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惰性心理。另外，由于存在的行政性垄断保护，落后产能便得以累积起来。“中国淘汰落后产能根本性的处理措施并非限制进入、抑制投资，而是要让任何企业主体平等地承担起要素成本。”
技术产业化的背后
“中国并不缺钱”几乎是共识，但中小企业缺钱又是另一个共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追赶，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完整并不意味着强大。在不少经济领域或工业环节，中国仍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
贺俊认为“当前的结构问题，一是既有产业的升级，二是新兴产业的培育。产业升级最核心的是技术，结构调整是一个宏观结果，结果怎么实现呢？这便是一个技术过程。”
在市场经济里，技术创新最主要的是依靠企业，政府的政策最终也需要通过企业来落实，但是政府有必要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的“公共技术平台”。
日本的经验是每一个县都有公共研究机构，而这些公共研究机构的成果是真正向企业免费提供的。这些具有“公共性质”的技术，除非是足够大的企业，一般的企业是没有动力去投资开发的。这时，政府的出现恰好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反观国内，带公共性质的研究机构并不是很多，即使有也远没有达到“非歧视性”地为所有企业免费提供公共实验室、公共研究成果的程度。
技术商业化、产业化背后依赖着充足资金的支持。“中国并不缺钱”几乎是共识，但中小企业缺钱又是另一个共识。“贸易顺差这么大，相当于把钱借给了外国人，为什么不借给中国人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对《英才》记者说道。
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金融改革却应始于足下。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道：“像PE这种形式应该受到鼓励，民间借贷也要允许合法化。”
贺俊告诉《英才》记者，在日本，一间只有五六个、十几个人的小企业，其技术却是可以非常先进的，他们往往能在某一环节上做得非常之专业。国内的小企业却经常性地被与技术落后联系在一起。但是，市场经济的生力军是中小企业，这是从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处于产业升级紧迫期的中国更加需要发展一大批有活力、有技术特色的中小企业。
“同样两个技术，被分配到同一家大企业和分别被分配到两个小企业中，其结果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贺俊认为，鼓励发展新型的中小企业将可以实现整个企业生态群的技术更加多样化、促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这些都将促使产业技术创新的氛围更加活跃。
发展中小企业并非意味着政府去扶持那些目前可能正处于困难中但已被证明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而是应该鼓励高技术的创业型企业，通过中小企业的增量发展提高整体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水准，并通过“鼓励创业来弥补过去中小企业专业化和技术能力的不足。”
二元经济的改变
中国的产业升级涉及到了中国内部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问题。
“中国还是二元经济”郑超愚在回答《英才》记者所提的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如此表示。
“中国经济像一个黑洞，许多产业只要进了中国就出不去了。”这背后是中国还有8亿之巨待城市化的农民。“劳动力的转移需要投资，没有资本投资吸收不了这么多的劳动力。”郑超愚认为，中国当前“轻纺工业还得搞，重化工业还得搞，制造业还得搞，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也得搞。”
在中国二元经济和劳动力相对充足的大背景下，“夕阳产业”这样的词汇短期内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应该出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齐头并进的局面，这里面涉及到了中国内部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问题。
“2009年上半年出现的‘民工荒’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次是因为中央大力度提高农民收入、强化了农村医疗保险、养老金等改革的结果，农民工出来的成本高了。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会往内地和西部转。”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叶航教授对《英才》记者说道。
在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方面，政府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有政府行政因素在里面。”郑超愚认为政府现在可以有所作为，如放松户籍制度、取消对高垄断行业的保护。一些由于历史原因政府政策造成的问题，到现在政府应该撤退出来。“你不退出，再往上加个更大的补丁，这是不行的。”
“结构调整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它是一个长期动态的概念”。所以，哪怕政府政策已经指明了方向，要用2010年一年的时间让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