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半人认同就是成功 凡是轰动的建筑都要经历一个争议的过程。所以建筑是好还是不好当时很难讲，不是任何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经过历史考验和社会评价。建筑不会有100分的，所以建中国馆当时是希望有半数人认同就成功了。现在看来这个正面的评价还是比较多的。 记者/任蕙兰 对世博中国馆的赞誉与争议，把一个73岁的老人推到风口浪尖，他就是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建筑》新书首发仪式上，何镜堂做完开场演讲却未马上离席。“世博轴的那个设计介绍我要听一下。”在众星捧月的光环背后，他其实是一位对一切好建筑感兴趣的老人。 对于与建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何镜堂而言，盛名来得似乎有些晚，但又恰逢其时，因为岁月已经把寻常人患得患失的心绪过滤了大半，他能云淡风清地聊聊中国馆的“那些事儿”。 廉颇尚能饭 何镜堂是岭南走出来的建筑师，出生在鱼米之乡，从小在鱼田、蕉林包围下成长，受到了天然的美的熏陶，而他的数理化成绩又不错，如何兼顾两者？“有人跟我说起做建筑师，既是半个艺术家，又是半个工程家。” 岭南人以少言多做闻名。何镜堂童年正逢战乱，研究生毕业，又逢“文革”，作为“修正主义苗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最该怨天尤人的时候，他却在偷偷看一些建筑理论的书，并悄悄买来4分钱一张的白纸，深夜独自在房间里练习画设计图。 后来辗转武汉、北京，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乘改革东风，举家迁回广州，何镜堂才真正在建筑上如鱼得水。 一个人所有的经历都是他成功的成本。建筑师的很多灵感都来源于生活，而何镜堂恰是一个“生活”过的人。 年过七旬，本该静下来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时，这位白发苍苍的建筑设计大师却披挂上阵，角逐世博中国馆设计。 “这一次机会来了。” 由于年轻时国力尚乏，何镜堂没有遇到过设计这种大型场馆的机会，还未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填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初，何镜堂与他的团队人员提交的3个初步方案:一是“东方之冠”，二是“江南园林”，三是“万事如意”。有道是“好事多磨”，团队日夜苦战两个月后，这3个设计方案被送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参加初选时，结果在参加角逐的344个方案中，3个方案名落孙山，连前20名都没有进去。 万幸的是，后来评委们对初选出的前20个方案都不满意，干脆将所有的参赛方案重新复审了一遍。正是这次复审，让“东方之冠”脱颖而出，入选8个入围方案。 2007年9月，“东方之冠”的设计方案通过评审组严格评审，最终成为竞赛方案第一名。 什么样的建筑“很中国”？ 西方的建筑是石结构建筑，石头的建筑很多都是桥那样拱形的。而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材建造的，用梁、柱构架一层层搭建起来。中国的建筑元素里，斗拱最明显表现中国建筑层层受力的情况。 何镜堂采用了以斗拱为架构、以鼎器为外形、以九宫格为屋顶的整体结构，最终让中国馆横空升起，呈现华冠高耸之势。 《新民周刊》:中国馆跟中国的传统有很多的结合，是怎么想到这样一个创意的呢？ 何镜堂:中国馆必须要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有联系，让别人一看就感觉到这就是中国馆，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必须要体现中国特色，如果没有中国特色，这个馆放到美国也可以，放到巴黎也可以，这就不像中国馆了。但是中国馆在这个世博中，便是全世界的，因此他也必须要有时代精神。如果弄得太复古，像把天安门放上去一样，这样也不行。 既然要中国特色，怎样才算中国特色呢，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究竟拿什么来代表中国呢？不能说随便拿一样东西，或者上面有很多文字就代表中国。所以从理念来讲，中国生生不息发展的五千年里，孔子的儒道哲学文化是我们的核心观念，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坚实基础。 但这些都是很抽象的，我们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是怎么看中国的？从文化符号里面来看，例如中国红、汉字、山水画、京剧、剪纸，还有中国的出土文物等各类东西对我们都有启发。但这毕竟是个建筑，于是我们便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出发，中国传统的城市里面，是一种方格式的布局，所谓九宫格式的结构，还有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木头做的，一梁一方一柱组成的框架结构，这是我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构建，既是一个受力的构建也是一个艺术的构建。我们很自然地从中国的各种不同符号里面得到启发，把这些意念抽象出来，用现代的材料、技术、审美观加以整合后，做出了大家看到的中国馆。 但是现在大家来到中国看到中国馆之后，感觉确实很中国，这就很成功了。有人说像粮仓、像火锅、像麻将等，但这些都是一些很抽象的东西，不同的人看了以后，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从而得出自己的看法。可是全部这些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中国的元素，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新民周刊》:您认为中国馆最出彩的细节有哪些？ 何镜堂:中国馆有几个亮点。一个是他的“形”。这种造型与神态，一个架空起来的感觉，让人仿佛看到中国腾飞起来了，一种泱泱大国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很抽象的，无法写出来，但是你能感受得到。由于架空的结构，下面通风比较好，在下面会感到比较凉爽，也让人不会感到压抑，让人有舒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敞开大门迎接世界。 第二个是你看这个下面，有一个东南西北的图章，这个印章非常有中国特色，还有一个通风功能，他把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中国馆四面墙体都有31个中国式的椽子，分别篆刻了东、西、南、北方位词，笔画镂空处便是通风孔。中国馆玻璃斜置，只能采用全封闭式，通风就靠这近百个“印章”。 还有外部材料上的纹理。当这个建筑的构架有了，接下来便要研究穿什么衣服，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外墙的材料的选择时间很长，从2008年9月份开始到2009年5月份才定下来，做了很多实验包括材料的比较。 如果材料用的不好中国红的颜色就会走样，假如用玻璃做，在太阳反射后就会变色，显得轻薄。金融材质也会反光，所以必须要在表面打上纹理。纹理的选择也细细研究过后，用4.2公分宽，2.8公分深，柱子用3公分宽，2.8公分深，可以有两方面的效果不一样，不仅大家可以接受，整体很大气。 “争议是必经之路” 《新民周刊》:在中国馆的设计过程中，最大的负担是什么？ 何镜堂:这个设计方案在经过两轮投票后，最后才决定用这个方案。之后便由我来组建一个联合团队，但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个联合团队很难做，因为艺术这些东西要联合来搞就很难了，特别是一个南一个北，各有各的想法怎么搞呢？可是能不能把整个国家建筑师的进步力量把它表现出来呢？ 我就提出来搞现场设计，于是让整个团队住在上海，每天都在上海工作，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很和谐。当时还是面临很多的压力，比如这个外形已经定下来了，但这个建筑门朝哪里开？弄这么大一个红究竟行不行？在设计的每一步里面都经过专家讨论与提意见，不断的评议后这个压力就缓解了。 《新民周刊》:法国埃菲尔铁塔建成之初，巴黎市民对此毁誉参半，但经过历史沉淀，现在成为法国的标志性建筑。悉尼歌剧院早期也曾被推到风口浪尖，现在的中国馆是不是也在经历这个过程？ 何镜堂:凡是轰动的建筑都要经历一个争议的过程，贝聿铭在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也曾被人诟病，所以建筑是好还是不好当时很难讲，不是任何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经过历史考验和社会评价。这个馆既然是中国馆，就所有中国人都要说话；既然这个馆在世博园里面，所有世博单位都要说话。当年搞奥运的时候，肯定鸟巢是众目睽睽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大家都会注意这个代表中国的建筑。建筑不会有100分的，所以建中国馆当时是希望有半数人认同就成功了。现在看来这个正面的评价还是比较多的。 不言激流勇退 《新民周刊》:你觉得中国馆是不是代表您到目前为止建筑事业的最高峰？ 何镜堂:我在从事建筑事业多年里，最喜欢的两件作品，一件是中国馆，一件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国人纪念馆。纪念馆这个工程表示着一种成熟，一个好的建筑应该是能解决一些实用问题的，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形象能提供一种精神，大家来这里不仅仅看展示的东西，还能感受到一种精神。 我今年72岁了，那场大屠杀差不多发生在我出生之时。把70年前日本人屠杀中国30万同胞的悲惨历史表现出来，让人看完后有一种震撼，我通过流线、空间等建筑处理后把灾难的一面与人类希望的一面表现出来。 中国馆也一样，让人感到中国人真好，真自信。恰恰这两个馆代表着中国的两段历史，一个中国是被辱凌的历史，另外一个则是中国重新站起来的形象，所以这两个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新民周刊》:中国馆是您的完美收官，还是期待另一个高峰？ 何镜堂:现在是整个社会推着我走，一般这个年纪，有这样的作品都应该是急流勇退了。我曾想过这个问题，加上在学校我需要带着大批的研究生和博士，帮助他们不断提高与进步，我也一直在忙这些。可是一些如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天津博物馆、成都火车站、澳门大学等设计项目都还在进行中，感觉被整个时代在推着走。 当一个人，他的行为，他的追求与国家是同步的，那会产生力量，同时他会做出事业出来，在这个情况下会很难停下来。加上我本身对建筑比较热爱，所以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