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资料显示，2009年秋拍，内地拍卖市场份额大幅上升至77％，北京市场从总量上确立了领先地位，占据59％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艺术品拍卖中心。而以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巨头为首的香港市场则继续维持在高价拍品和瓷杂领域的优势，但中国书画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以2009年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为例，排名前几位的差不多都是内地公司，中国嘉德、北京保利、西泠拍卖的中国书画专场垄断了前7名，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的中国书画专场仅位列第8和第12位。中国艺术品拍卖已经从春秋战国进入到南北分庭抗礼的新时代。
而保利书画部经理左昕阳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表示:中国艺术品交易的重点将来一定在北京。 沪上著名收藏家赵月汀对记者说:十多年前，香港、北京、上海3个城市串起了中国艺术市场的一条纵贯线，而现在上海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上海整个拍卖业的成交金额不足北京的一个零头，所谓“半壁江山”的说法，已是自欺欺人。这是为什么？ 春江试水，上海人曾经“阔过” “上海拍卖业今天的凋零局面，让我心痛不已！”祝君波对记者表示。祝君波现在的职务是中国出版集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但在收藏界，大家一直认定他是新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第一人”。 “我不敢说自己是‘第一人’，但艺术品市场的第一槌，是在我手里拍响的。”他说。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的他今天还清楚记得，那是1993年6月20日下午，朵云轩假座上海静安区希尔顿饭店举行拍卖会，二楼大厅内座无虚席，连地毯上都坐满了人。第一槌是富有戏剧性的，由著名书画大师谢稚柳执槌，第一号拍品是丰子恺的国画《一轮红日东方涌》，当一位衣冠楚楚的老者叫12.5万元时，谢老果断落槌，报以会心一笑。顷刻间，全场暴发雷鸣般的掌声。海内外著名的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就成了第一号拍品的买家，在欧美、香港等拍卖会上斩获拍品如赵子龙横扫千军、出入自如的张宗宪，将“第一号”铸成珍贵记忆。 “在此之前虽然北京已经成立了拍卖公司，但明确为艺术品拍卖的是我们朵云轩。所以‘新中国第一拍’这个称号，我们当仁不让。我还记得，那一天以北京荣宝斋为代表的艺术品经营企业负责人、陈逸飞等艺术家都来了，半天时间成交156件，成交价为830万元，成交率为74·5％。你知道吗，当时还有政策束缚，禁止出口的艺术品是不允许上拍的，我们上拍的都是近现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但即便如此，也创下炫目的纪录。再告诉你，当年朵云轩一年的利润只有60万元。而在拍卖之前我们还大胆估计，希望能拍卖到250万到400万元。晚宴时，谢稚柳先生拉我与程十发一起合影，发老翘起大拇指说:这才是上海！” 次日，全国不少报纸都发了新闻，称朵云轩书画专场拍卖是中国第一次艺术品拍卖，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还有媒体称:“朵云轩的成功，是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上海较早较好地领悟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结果”。 如果这是一次彩排，第二年的春拍才是实打实的见颜色了。祝君波告诉记者:“上一次我们动用了一批库存，而这次2503件拍品全部由民间征集，结果情况也出乎意料的好，成交率达到85％，成交额达到了1600多万元。在场观察的北京业内人士都说:你们上海太牛了！”1994年的中国艺术市场是令人怀念和铭记的。嘉德的成交总额第一次突破千万大关，北京瀚海的成交额高达3380多万元，香港佳士得也发来贺电。下半年，嘉德秋拍又扩大了扇面、信札等项目，成交总额达5900万元，再创新高。这一年，包括广州、南京、西安等地中小艺术品拍卖公司在内，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总额逾1.5亿元。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预告一个繁荣时代的到来。
据祝君波说，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份拍卖章程，是他根据香港两大拍卖行的章程，经过一番“本土化”后拟定的。比如北京瀚海，就是有关人士在朵云轩首拍成功的当晚“大受刺激”后决定成立的，并把朵云轩的章程文本照搬过去。后来上海、北京的其他拍卖行都克隆这份章程。祝君波后来还参与了《拍卖法》的起草，每次去北京出差，能享受业界前辈与领导对他的礼遇。 2000年底，受收藏形势的激励，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这家公司由上海文物商店、上海博物馆艺术品公司共同组建，直属文管委领导，在品牌、鉴定、专业人才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幕那天记者也在现场，并上手了不少宝贝。当时业内有一种共识:敬华的成立可增加上海在拍卖市场的份量，有利于全国市场的平衡。 次年春拍，敬华在花园饭店闪亮登场，并以精彩的瓷杂件以及“钱镜塘藏名人尺牍专场”吸引藏家眼光。四场拍卖会总成交5476万元，创下了上海中国艺术品拍卖从未有过的成交纪录。尤值一提的是首拍中一件明永乐景德镇窑青花烛台(一件不成对)以968万人民币成交，创下了上海敬华首拍、也是上海举办拍卖以来的最高价纪录。至今这件宝贝还是收藏界人士津津乐道的“故事”。 当时有媒体称，根据公司规模、成交额度、口碑信誉等指标，大陆的拍卖公司为如下格局:以北京瀚海、中国嘉德、中贸圣佳、朵云轩、上海国拍、上海敬华、海王村、北京荣宝、天津国拍、广州嘉德等为主力军团的“第一世界”，领先整个行业。以苏州、杭州、无锡、西安等有数年拍卖资历的公司为“总预备队”，羽毛丰满尚须时日；成都、太原、重庆、武汉等，借西部大开发之势，属“发展中地区”，后来居上，也未可知。 上海人，真的阔过一阵子。 “半壁江山”何以沦陷？ 1997年内地艺术品拍卖行由审批制转为登记制后，由最早审批限定的6家(北京瀚海、嘉德等4家，上海朵云轩一家，成都瀚雅1家)，到各地陆续全行业开放，出现了北京太平洋、荣宝、崇源、敬华、世纪等一大批专业公司，以及上海国拍、上拍、嘉泰等一大批兼营公司。 艺术品拍卖在中国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对艺术品交易的看法和方式，使艺术品的流通价格更加合理、透明，并使收藏这档事更广泛更有深度地向民间渗透，推动了文化艺术市场的繁荣。 但中国向来有一哄而上，继而一哄而散的习性。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内开张拍卖行与开辟古玩市场一样，进入了跑马圈地的大时代。大大小小300多家拍卖行如过江之鲫涌现，每年不下500余场次的拍卖会，让这个市场难以承受，藏品与藏家都来不及准备好。上海一位收藏家对记者说:拍卖行一向是艺术市场的先行指标，拍卖会与古玩市场是有分工的，前者应该着眼于高价位、大师级甚至国宝级的精品，古玩市场就是地摊货。而事实上，不少小拍卖行都来抢生意。为了做出“讲得过去”的营业额，但又征集不到高精尖的拍品，那么只得铤而走险，将假货也收进来了。 收进假货，有的是主动吃套，然后请买家吃套。有的则是没有高手把关，所谓的鉴定师也是半桶水乱晃，眼光经常豁边。从业者空手套白狼心态相当普遍，甚至成为指导思想。 记者曾在一家拍卖公司的预展上看到上百件明显有问题的书画拍品，徐悲鸿、齐白石、程十发的作品连起码装裱都没有，被随意搭在铅丝上，像尿片一样满场飞舞，起拍价也就三五百一张。这样的拍品骗谁呢？问负责人，对方倒也爽气:“主要是吸引人气，据我们判断，这路东西也是有市场的。” 而在北京，前不久某家拍卖公司的预展上，上海几位收藏家发现某件画作有疑问，向场内工作人员提出，对方马上表示再作研究，先撤下保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场海外回流清代官窑瓷器专场也给上海收藏界人士留下深刻印象。这批东西明明是赝品，但因为宣传攻势很足，欺骗性很强，结果致使不少藏家吃药。后来这个名声狼籍的总经理也被大家逐出市场，这家拍卖公司从此一蹶不振。 据记者了解，有些中小拍卖公司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就在每年两季拍品征集时临时抱佛脚请一些老法师来把关。但往往人员杂芜，如果夹带着私利而来，就会留下后遗症。 “事实上，有些老法师如此，连拍卖行的负责人也是如此。”梁志伟经常出入拍卖公司，对此中的猫腻有深入的观察。他说:“哪一场拍卖会上没有私货？自己在古玩市场上吃了药，或者故意买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混在拍品中叫价，有些初入此道的人以为拍卖会上的东西至少保真吧？不！上当就在拍卖会。上海拍卖会的混乱，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有些拍卖行征集不到足够一个场次的拍品，就将场次承包给古玩商人。甚至有人做大了，还会承包整个拍卖行的业务，三四个人承包一个，一年付给拍卖行50万元，最便宜只要20万元。这种办法无疑饮鸩止渴，不仅败坏了一家拍卖公司，而且败坏了整个行业的信誉。 不久前记者曾经接到一位读者投诉，他在上海某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以12.8万元拍进一件明代正德年间的青花大罐。后来经高手鉴定:“不到代”。他拿到拍卖公司要求退货，被拒绝。第二年他再拿这件东西到这家公司要求上拍，被对方以“不真”为由拒绝。当他拿出当时的交割单力争时，对方自知理屈，又换了一种说法:现在我们不接受这路东西。在记者的干预下，这家拍卖公司只得收下此件拍品。但开拍时无人应叫，这位藏家只得含泪而返。这位买家最后只得对记者说:“上海的拍卖行太黑了，以后打死我也不进拍卖会了。” 据收藏界人士透露，上海拍卖会上这种事情太多了。据梁志伟说，现在一般人想朝拍卖行里送东西，没熟人根本送不进，即使送进了也拍不出好价钱。有一次，一位藏家送一幅老画到某拍卖公司，经公司多位老法师围攻般的反复挑剔后，被压到很低的价位，并要求买断，否则不收。这位藏家因急于用钱，只得同意。但拍卖那天，这幅老画拍至协议价的两倍多，他在场内只能吃哑巴亏。 去年上海崇源在“海上旧梦”专场自编自演一场假成交闹剧，而后让托盘者买单，后者不从，崇源以无故拖欠拍卖佣金为由将对方告上法庭，结果闹出丑闻，这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典型案例。这次“露马脚”的意外事件，把国内拍卖业“拍托”盛行的情况暴露在了阳光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至少90％以上的拍卖公司都这样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