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业内人士认为，黄光裕案的适时判决，无疑是被监管层当成样本，以儆效尤 《上海国资》记者 王铮 5月18日，黄光裕案一审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黄光裕因犯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获刑14年，罚没个人财产8亿元。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规定，明确股票内幕交易的追诉标准，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交易、证券交易成交额累计在50万元以上的情形将立案追诉。 此前，监管部门对于内幕交易的处理多是行政处罚和罚款，鲜有上升至刑事犯罪层面。 随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5篇文章，措辞严厉，剑指中国股市的内幕交易。 6月8日，证监会对媒体强调，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今年以来共调查内幕交易51起，占新增案件近60%。 黄光裕的重判、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监管部门的严厉核查、《人民日报》的连续批评，均表明管理层加速清除证券市场毒瘤的决心。 “这可能翻开中国资本市场新的监管篇章。”业界对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表示出相当肯定。 不过,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对《上海国资》表示,“内幕交易的取证很难，目前,并无取证责任倒置制度,加上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本难以断绝,持续效果不敢断定。” 毒瘤 内幕交易被称为股市“毒瘤”，对资本市场危害之深重已无须赘叙。但业界所见，其多年来横行恣睢，已是公开的秘密。而监管层对内幕交易的调查和惩处却似一直留有余地。 “中国两个交易所的监控系统属全球最先进的，要决心查处内幕交易，有强硬的技术手段保证。但目前来看，似乎并没有发挥威力。”平安证券并购部总经理李鹏程对《上海国资》表示。 君之创证券咨询公司投资总监李跃亦表示:“发现的仅是少数。让市场震惊的杭萧钢构等窝案，与众多依靠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获得大利且逃避惩罚的事例相比，仅仅是冰山一角。” 他的理由是,股市内幕交易花样频频翻新,已到“法不责众”的地步。 李跃举例说，比如异常抢权便是目前最常见的现象之一。 “通常在年报和半年报披露前，那些股价上涨既多且快的公司，事后往往就有‘高送转’题材披露。有的纵使其业绩再差，也会推出高送转方案。而一些股价滞涨或不涨反跌的公司，往往也就没有高送转分配。少见监管层对案例适时跟踪调查。”他表示。 此外，业界大多人士认同，每遇上市公司重大利好消息披露前，多见大资金精确、放量杀入。比如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宏达股份，就在近日内幕交易立案追诉标准确立的当口，还是有大资金非常巧合地涌入并迅速将其股价推升至涨停，被外界称为“顶风作案”。
更加司空见惯的是，随着私募基金风起云涌，其亦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私募基金多在出货前先托高股价，再在高位退出，获取超额利益。”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潘跃新律师对《上海国资》表示。 不过，即便这些种内幕交易被监管层一一调查核实，当事人所受惩处之轻微，与所获巨额利益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原大成股份董事长耿佃杰，多次使用他人账户买入本公司股票，从中获利77万余元，而证监会作出的处罚仅为罚款5万元，且未实施市场禁入。 即使追诉刑事责任，亦大有弹性。杭萧钢构案就以轻判告终。杭萧钢构案中，原杭萧钢构证券办主任陈玉兴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而他们非法获利却高达近5000万元之巨。 在这种环境下，毒瘤滋生毫无顾忌，市场沦为赌场，监管层深感切肤之痛。 “比较见效的方式也是比较传统的方式是，寻找样本施以严惩，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潘跃新表示。 黄光裕样本 5月18日，黄光裕判决书公布。黄被判有期徒刑14年，罚没个人财产8亿元。其中，所受刑罚最重的内幕交易罪获刑9年，并处罚金6亿元，成为内幕交易罪设立以来获刑最重、罚金数额最高的判例。 证券法专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锋表示，内幕交易罪的法定刑上限是10年有期徒刑，法院对于黄光裕内幕交易罪的判决接近法定刑的上限。 判决书显示，涉及黄光裕本人的内幕交易罪包括：利用其作为中关村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在拟将中关村公司与其经营管理的北京鹏泰投资公司进行资产置换事项中，使用实际控制交易的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000931)股票976万余股，成交额9310万余元。在拟以中关村收购北京鹏润地产全部股权进行重组事项中，使用实际控制交易的79人的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股票1.04亿余股，成交额13.22亿余元。 “黄光裕案的判决和最近打击内幕交易密切关系。”李鹏程表示，“因为从判决书看，其主要触犯的是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 诸多业界人士对《上海国资》均表示，黄光裕案的适时判决，无疑是被监管层当成样本，以儆效尤。 不过，此案震慑效果如何，尚不确定。 “执法应讲究严肃性、一致性，不是阶段性、选择性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内幕交易并没有多大作用，反而会损害法律的权威。”吕红兵表示。 况且，近年来爆出的几起内幕交易案中，大多有官员被涉入（见表1）。对官员的惩罚能否同样严厉？市场表示怀疑。 “从以前惩处的案例看，官员顶多是被免职，并无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位业界人士表示。 更有有意回避的现象。2009年，西飞国际（000768)）在自查时发现有37位高管及其亲属在公告重组前买入公司股票。此次自查曾牵出广东省韶关市前副市长李健，他频频短线操作，买入卖出西飞国际，获利17万元。而两个月后,李健成为这家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交易方的高管人员。西飞国际随后公告，并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其自查便不了了之。 “要对拥有权力、金钱、信息资源的人施行惩罚，遇到的阻力必然是巨大的。他们会通过各种办法来阻挠对股市内幕交易的打击。”一位法律界人士撰文表示。 事实上,就在黄光裕案判决的第二天,5月19日，宏大股份((600331)便存在明显巨量异动。成交放出6.7亿元的巨量，而前一个月平均每天2亿多元成交量，并且股价以涨停报收。当日晚间，该公司即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看来，样本可能仅仅是样本。 如何根除？ 目前，除了高院明确内幕交易刑事追诉标准外，证监会亦努力配合，以切除内幕交易“毒瘤”。 最明显的动作是，证监会今年将在上市公司严格“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即所有接触内幕信息的人，都要实施登记，并且将明确相关各方在重大事项策划、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保密和澄清等方面的责任。 “这项登记制度比以往严格，一是每一个参与重组案例的交易人士都要进行登记和备案，有时可能是几百人都要登记，而且，重组双方高管、中介机构项目经办人或参与人的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以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都要经过备案。”李鹏程表示。 他认为，受到的约束越多，并购重组将更规范。“这是很重要的防范和制约手段。” 但仅凭此并不足以遏制内幕交易。 吕红兵认为，应当引入“取证责任倒置”制度：“这就意味着，假定公司高管对交易行为全部知情。于是，在查处内幕交易案件过程中，由相关人员对其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并举证；否则，由其承担法律后果。” “这样做,就能在查处内幕交易中,排除查证难的困难。”吕表示。 不过，亦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些举措只能“治标”。 独立财经评论撰稿人叶檀对《上海国资》表示：“从根本上降低内幕交易，就要严格执行退出政策，减少资本市场的重组、注资等拉长杠杆的游戏，让更多诚实经营的实体企业上市。” 内幕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上海国资》记者 王铮 5月25日，上海市国资委和上海证监局联合举办上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工作会议，会议旨在统一思想，强化纪律，推进上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做优做强，并坚决制止并购重组过程中的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 上海市国企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亦于近日召开会议，表示将加强内控，防止内幕交易。 但目前，上市公司为做强做大，大股东对其采取注资、重组、并购的方法已越来越多，如何防止其中滋生内幕交易，相信是巨大的挑战。 6月2日，上海电气集团纪委书记张建明对上海《上海国资》表示：“目前，资本市场内幕交易已呈泛滥趋势，国企大股东将尽可能规范交易，减少不稳定因素。” 《上海国资》:有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是愈演愈烈,您怎么看待？ 张建明：要承认的一个现状是,内幕交易已呈泛滥的趋势。这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的规律,已经是靠掠夺来配置资源。不过,有很多人辩解，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关系经济,不做内幕交易可能自己的企业竞争不过别人,那你做还是不做？所以打击内幕交易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有很多现象很复杂，也很难判断。 《上海国资》：很难判断的现象指的是什么现象？ 张建明：比如说，有些企业负责人，为了多争取点资源，拿内幕消息去交换，可能仅仅是为了发职工工资，挽救企业，自己不拿也不贪，这要怎么承担法律责任？另外，内幕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秘密性”，不为大众所知。但是任何信息总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是公开的，而且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信息的传播途径和速度是惊人的，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泄露。这种认定很有难度。 《上海国资》:您认为打击内幕交易有难度吗？ 张建明：杜绝内幕交易难度比较大，一是隐蔽性。如果能做到信息透明，那不会有难度，但往往做不到，上市公司会以商业秘密为由尽力隐瞒；二是内幕交易或者信息泄漏，通常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查起来肯定是一个窝案，会牵涉到很多人，这样就很复杂；三是从全球资本市场来看，对内幕交易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杜绝办法。美国法制那么健全，也杜绝不了。对于如何杜绝内幕交易，是纪委工作一个很大的课题。 《上海国资》:作为企业集团的纪委负责人，您将如何防范内幕交易？ 张建明:我们的宗旨是保护国有资产安全,保护干部的政治安全。我们会把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上市公司负责人和职工面前讲清楚,什么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要避开,是否会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到什么程度等等。另外,最重要的是坚持信息公开、透明,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