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2010年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例如，中国在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医疗、社保方面支出的还应该进一步提高；应该在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的同时，开征财产税、减少出口退税等等。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实现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也应该成为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货币政策无疑会向偏紧的方向演进。我认为中央银行可以设定一个中期通货膨胀目标，从而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对资产泡沫的控制不应完全服从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房地产发展是一个中、长期问题，应该稳定居民和房地产开发商对房地产价格变化的预期，减少房地产投机和房地产开放的波动。
此外，中央银行应该逐渐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更多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为了减少金融不稳，中央银行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以便防止国际上的金融不稳定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市场。
如果说，对于现有的外汇储备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好想，但中国至少应该大大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两条途径：减少双顺差和把双顺差转化为资本输出。但是，对于增加海外投资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我们就会从一个陷阱落入另一个陷阱。
现阶段，刺激消费需求应该是政策的着力点，但刺激消费也有潜在的危险：不利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维持和提高。因而，如何把刺激消费的政策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石二鸟的最佳政策。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孙瑜
钟伟对低收入阶层货币补贴
口述|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钟伟
在政府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大部分措施都指向了抑制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结果2010年开市，楼市股市双双持续回落。但钟伟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A股市场根本没有泡沫，房地产市场也不存在整体泡沫。
关于A股市场，从指数，市盈率等指标来看，我认为都没有异常。回顾2007年5月和2008年4月两次调整印花税指数都在3000点，目前中国GDP至少比2年前增长了18％以上，指数不足3000点，有何泡沫可言？
至于房地产行业，存在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海南可能部分城市存在泡沫，但是从全国范围看，要做出泡沫化的判断，是非常令人困惑的。
我也不认为房地产存在整体上的泡沫。考虑到2025年左右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6.5亿上升到约10亿，考虑到1995年之前建造的约60亿平米的老旧住宅需要更新，那么未来15年，每年建造1000万套住宅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房地产的基本问题是供求失衡问题，脱离供求讨论平抑房价，差不多是缘木求鱼。
另外，试图通过城镇化去缓解城乡差异，去分流对一线城市楼市的需求，适当抑制大规模人口流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我认为可能是困难的。根据麦肯锡《为十亿城市大军做好准备》的报告，中国新增城市人口中，城市扩张、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各占1/3，其中大部分得不到保障性住房的供应。此外，副省以上、地级市、县城分别创造全部就业岗位的30％、37％和20％。因此制造业所需要的产业集群，以及第三产业所需要的人口集聚，加之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都需要集中的城市化来解决，而不是城镇化。
在钟伟看来，2010年中国经济应该致力于保增长，防通涨，稳民生。所谓保增长，是指今年的经济增速应该高于去年，外贸和工业企业效益继续改善；所谓防通涨，并不仅仅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而应在未来1－3年防范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所谓稳民生，是指在通涨压力下，如何继续改善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保增长和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之间存在明显矛盾，2009年全球都在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2010年退出政策必须非常谨慎。目前有一种奇怪的看法，认为去年第四季度，经济过热的综合预警指数已经持续高于70，当季GDP增速可能达到了11％，这似乎达到了2008年第一季度经济过热的程度。此后，各种紧缩政策陆续出台。在我看来，目前谈论经济过热是不恰当的，经济增长和复苏的自生能力仍很脆弱，如果退出操作把握不当，很可能使得2009年的刺激政策前功尽弃。
防通涨和压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资产价格就像被放置在货币供应这个“水”，和商品与服务这些“面粉”之间的巨大海绵，资产价格上升有助于吸收过多的流动性，如何既把股市、楼市的水分挤出来，同时却又不影响物价，是非常棘手的。
稳民生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更多的焦点被集中到城镇化，包括在城镇层面户籍的放松，拆迁补偿办法的改善，保障性住房的增加供应和公里农民自建住宅等，但城镇化似乎过于理想化，中国的现实决定了集中的城市化可能更现实。
2010年的通货膨胀也许不是大问题，随后两年才是真正的考验，粮食价格上升、市政供水供电供气等价格的调整，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最终带来的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升，是未来通货膨胀的三大主力。
很遗憾的是，这三大因素全部都是成本推进型的，例如粮食在连续5年丰收的背景下还涨价，清楚地显示了涨价的深层原因，在于种子、化肥、农药、劳力等投入成本持续上升。对付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堵不入疏，做好对城市低收入阶层的货币补贴是关键。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何春梅
周其仁刺激政策必须退出
口述|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其仁
2009年，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很成功，但周其仁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而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仅靠短期超发货币扩大赤字是不够的。
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短期的，2009年广义货币增幅比GDP高了20个百分点，这个我是持批评态度的。原来我们把刺激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实际执行起来，却远远超过了“适度”。
从5万亿的投资，最后到了将近10万亿，这在市场表现起来，货物就给货币做了媒介，实际的货物和服务增长远没有货币增长的快，货币增长量那么多，最后将物价推高。现在CPI的统计和老百姓的感受不对，老百姓老觉得统计公报和他实际上街买菜、买东西、买服务的感受有差异，这些问题应该引起警惕。
对企业来说这种短期靠货币推动所产生的收入，就是赚快钱，快钱赚了以后，企业打仗的心理就被腐蚀掉了，因为没有人再去研究产品、研究这个市场需要什么东西，开发产品需要时间，而短期赚快钱却不用。
比如现在很多制造业转型去投资房地产市场或资本市场，他们对经济增长最基本的东西反而忽略了，觉得太慢。以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会严重损害我们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企业的增长方向应该永远是看着客户。
要解决这个问题，周其仁认为除了政策退出要坚决外，其根本办法是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我们要思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底靠什么在积累财富？1980年中国也有财政赤字，货币投放也偏多，酿成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最后怎么化解？除了短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些财政变化和货币变化，最重要的是体制变化。改革以后才可以增加供应，增加供应就可以消耗过量的货币。
从此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来看，这种靠透支未来的政府债和以发钱就能维持经济增长，不是实质上的经济增长。
所以除了财政货币要收缩外，我们的体制也要开放，试想如果垄断放开，可以增加多少就业？目前我们国家有75%以上的就业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可他们拥有的资本量、银行贷款量相对来说却小得多。如果以就业为中心，应该谁增加就业多就给谁更多的资源。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体制改革共同组合，中国才有可靠的经济增长。
从根本上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管理好货币，不要货币失去控制就去管物价，那是管不住的，政府不能做市场的救火队长。从经济规律角度讲，过量的货币冲进了一个市场，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如现在的房价问题，我们很容易归结为开发商太坏，囤地、囤房，但其根本原因是我们投放了过多的钱，冲击这个产业，使它供不应求。对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摆的架构就是靠中央支出钱自己进行配套建设，地方政府以土地做抵押然后向银行借贷。但是银行借给地方政府的钱，将来能不能变成有收益的投资项目，如果建公路收费还抵不过利息收入，这样会不会带来财务坏账？
因此未来资产重组、重新定价的过程是一定要做的，对于那些不能获得收益的项目，银行要重新料理债务进行债务重组，地方配套资金如果不能支持项目就要进行项目重组，这些都是未来两年要做的事情。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发展向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加快中西部崛起以及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带动我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简单的复制东部地区，全部把土地变成了厂房。这当中环境的因素要总结、规划的要素也要总结，我希望这次西部建设过程比前两者能城乡更协调，从转移模式上改变，不要等到把那里的劳动力、土地贵了以后，再换一个地方。这样没有几年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