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国进？国退？民进？民退？围绕竞争与发展的这一串串问号，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风向标。 文|本刊特约记者 张小平 出处|《英才》杂志6月刊 “放眼看那座座高楼如同那稻麦, 看眼前是人的海洋和交通的堵塞,
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还是看不过来, 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越看越奇怪。 噢……噢……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摇滚歌手崔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的一曲《不是我不明白》，唱出了现代中国人对社会飞速变化的困惑。而歌词中对社会变化的描述，正是中国经济日新月异发展的写照。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与受重视程度始终有着微妙的变化。先是民营经济成为有益的必要补充，之后，全球金融风暴肆虐让国有企业中流砥柱的作用彰显于世界。与之前的民营经济疯狂发展、大肆抢夺国企地盘相反，如同建国之初支撑整个中国经济一样，21世纪的中国国有企业再次担起了历史重任。 追溯历史，改革开放20年后，国企几经改革、试验，取得一定成就。但要让生产力再上层楼，却始终力有不逮。而之后的10年，汹涌的经济大势开始演变成今天备受民营企业家“埋怨”的“国进民退”大潮。 国进？国退？民进？民退？围绕竞争与发展的这一串串问号，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风向标。 1978-1987年 “戴铐”起舞 “请给我们松绑！这成为当年最具轰动效应的企业新闻事件。”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1979年7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文章一开头，就用如此峭拔的语言突兀出改革者咄咄逼人、刻不容缓的强硬形象。“乔厂长”这样一个虚构人物，正好迎合了当时刚刚开始的中国国企改革的需要。 1979年5月，国务院开始在北京首钢、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开始推动国企在经营权层面的改革；而到了当年年底，全国试点企业便达到了4200多家，已成燎原之势。 这一个阶断的国企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放权让利的改革，重点是调整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生产管理权限和利益分配关系。它的目的主要是想使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四自”经济实体。此之前，政府对国企实行的是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的大包大揽的管理政策，企业盈亏都由国家负责，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而在这种僵化体制让一线经营者——厂长们难以动弹，这才有了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联名在报纸上呼吁：请给我们松绑！这成为当年最具轰动效应的企业新闻事件。 而这一阶段国企改革的成果也较为显著，主要是因为：首先，它具有普惠性质，使各利益主体在改革中都能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从而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其次，这种改革是在不改变原有产权框架内进行的，只在政府和国企之间进行利益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立场问题，能够被全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因而阻力较小；再者，改革虽然暂时使政府的权益受到削弱和损失，但却让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和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都增加了，同时又大大提高和改善了和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水平。因此，此次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次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接受并受益的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企业家偶像，便是在此时脱颖而出的。 1983年11月16日，在全国各级党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加编者按的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这让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一下子成为举国闻名的改革典型。 改革绝不会一蹴而就。放权让利等措施也引来了诸多弊端，比如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际效果与改革预期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步鑫生神话”也在短暂的辉煌后陷入重重困局之中。1985年，海盐衬衫总厂经营难以为继；1988年1月，步鑫生被免去厂长一职。他的无限荣光和满腔失落都在瞬间凝结，最终变成一枚“改革活化石”。 1987-1992年 左右为难 正当国企改革陷入僵局之时，一些学者提出了深化国企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而“大字报”的作者便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马胜利承诺：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便甘愿受法律制裁…… 果不其然，马胜利承包后的第一个月，就实现了21万元的利润，比当初承诺的一年17万元的利润还多；而第一年承包期满，他共完成了140多万元的利润。随着新闻媒体的宣传，马胜利立即成为继步鑫生后的又一个全国改革典型。 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企业的产权问题，使人感到不进行产权改革没有出路，于是国企改革对象从经营权向所有权过渡。轰轰烈烈的厂长（经理）责任制从1984年10月开始推广，但在1987年才在全国蔚然成风。 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和租赁改革。在推行伊始，承包和租赁改革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但随即陷入困境，在推行承包、租赁制期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状况。 不久后，承包和租赁改革开始招致全国各界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人们普遍认为，在承包、租赁过程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租赁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 企业经营者可凭借承包、租赁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只负盈不负亏，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而且还造成了承包、租赁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有导致国企被掏空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