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中粮牵手蒙牛，宁高宁与牛根生一拍即合；华谊兄弟上市，则有马云、江南春等人积极相助……各式各样的私人、企业的关系背后，是一个个或明或暗的圈子在起作用。
主持|王雨佳
嘉宾彭 剑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晓方《驻京办主任》作者
在2010年初春，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但是却被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人际关系方式，正面临变革。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的规定，6个月内，所有县级驻京办将被撤销。由此，一张中国特有的人际关系大网面临肢解。
驻京办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汉朝，时称“留邸”，主要职能就是沟通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经过两千多年，驻京办的职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它仍然是中国式关系网络中一个重要的节点。有观点坚持认为，中央文件可以撤销驻京办，却不可能消灭这张关系网络。
从驻京办现象推广开来，在今天的中国，“关系”仍然潜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商界的重大事件中，到处都能看到“关系”的力量：中粮牵手蒙牛，宁高宁与牛根生一拍即合；华谊兄弟上市，则有马云、江南春等人积极相助……各式各样的私人、企业的关系背后，是一个个或明或暗的圈子在起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时任民国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防空洞里发表了一段精彩言论，将关系分为三种：政治关系是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搞同样的事业；经济关系，实际上是共同发财的关系；亲友关系，其实就是裙带关系。在他看来，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后两种关系侵犯了最要紧的政治关系。
那么，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该静下心来思索，演变到今天的圈子文化与关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圈子是立命的本钱
私人关系并不是最有力量的，与有权力的人建立私人关系才有力量。
主持人：在中国，关系究竟有多大价值？陈立夫的“三种关系说”之外，中国还有所谓“血缘、地缘和业缘”的说法。在中国，什么样的关系最重要？
彭剑锋：在全世界范围内，关系都是有含金量的，都能够创造价值。当然，在中国，关系的力量尤为强大，强大到了连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讲关系的国家，一个人、一家跨国企业没有关系就进入不了某个圈子，就没法获取相关资源。
我觉得，私人关系永远是一个基础，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只可能在私人关系下延伸。而所谓“血缘、地缘、业缘”，“同乡、同学、同僚”等等，都属于私人关系。私人关系的力量在于，能够相对低门槛的让一个人进入一个圈子。然后才是看你能不能得到圈子的信任、与圈子里的人有没有共同语言、能不能遵守圈子共同的游戏规则等等。
王辉耀：人性总是亲近于跟自己有共同点的人。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以私人裙带关系为主要社会关系，则意味着这个社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社会。例如，有些在国外长大的海归回国就不适应，他们只有国外的人际关系经验，很难融入国内的关系网。
王晓方：在中国，关系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没有断，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遗留下来的很多传统还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权力集中在人的手里，这些有权的人可以随意支配权力，转租权力，所以，私人关系并不是最有力量的，与有权力的人建立私人关系才有力量。裙带关系不过是权力这袭华丽的袍子上面的一只虱子。
主持人：中国的一切事情都离不开“圈子”吗？
王晓方：圈子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本钱。上头有人罩着你，下面才可能有人跟着你。
彭剑锋：其实，圈子的背后是信任感的缺失。从深层次来讲，中国文化不是一个信用文化，中国人相互之间缺乏认同和信任感，整个社会也缺乏信用准则。所以，圈子很重要。
王辉耀：人生就是不断地从一个圈子到另一个圈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圈子。
维系圈子的三大力量
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可能是把民生问题过渡泛化，好像关注民生就是要把富人跟穷人搅合在一起，这既给富人带来尴尬，又给穷人带来痛苦。
主持人：在驻京办这个平台上，产生了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网络？
王晓方：驻京办在中国有上千年历史。在古代，各省都有驻京会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还处于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驻京办因此产生。
其实，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中，驻京办并没有什么创新，使命始终没变。驻京办的第一个使命，是为所在省市寻求“权力寻租”的关系。驻京办主任会通过一系列“潜规则”，和拥有权力的官员建立私人关系，方便其所在省市“租用”权力。第二个使命，是为各地方领导结交领导摸清门路。驻京办就是地方和中央博弈的前沿阵地。各省和中央的关系就好比孩子和家长，孩子只能讨好家长。
一位驻京办主任谈到，2010年农历春节，他去一些部委送团拜会请柬，听到最多的就是两句话：“驻京办不能撤”、“你不能走。”在驻京办的背后，我们能看到，中国式人际关系网络是怎么形成的：以利益为基础，人人都用自己的能力“互相帮助”，进而产生新的关系和利益。主持人：圈子是如何形成、维系的？
彭剑锋：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圈子意味着人有三六九等之分，意味着身份和地位。未来的趋势很可能是，社会是分等级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分层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可能是把民生问题过度泛化，好像关注民生就是要把富人跟穷人搅合在一起，这既给富人带来尴尬，又给穷人带来痛苦。
其次，在同一个阶层里，除了财富能力外，还有文化价值取向。比如，中国的商人阶层，永远是明星跟明星在一起，非明星跟非明星在一起。冯仑、张朝阳他们都属于明星企业家，所以他们在一起。实际上，比他们富有的人还有很多，但是人家的圈子都在水底下。
维系中国式圈子的有三大力量，一个是相互制衡，一个是利益交换，一个是情感交流。比如，吃饭是第一个沟通阶段，中国人要先通过喝酒来结交——我为了你连伤肝都不怕了。进而，如果几个人有机会一起做事，就表示关系很铁了。通过这些过程，双方才能确定信任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本质上不是靠契约，而是靠制衡。然后才是情感的交流，最后，达到利益交换阶段。当然，利益交换有时候也是最初的驱动力。
王辉耀：人进入一个圈子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承认的过程。用学术界的现象举例最说明问题。例如，某个学者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进而受邀参与学术会议，就此进入同行的圈子。越高端的圈子门槛越高。企业家俱乐部，会要求其成员的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业绩得到业内公认。一般而言，新成员的加入都要有业内大佬的推荐。
圈子社会的生存法则
中国企业真正迈向全球化，还是要打破以个人交情为核心的关系，建立理性基础上形成契约关系。
主持人：在圈子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什么不同的生存之道？
王晓方：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大人物要好好经营圈子，顶级人物要平衡好各个圈子。
作为一个小人物，必须想办法进入一个大人物的圈子里，才可能有前途，切忌“跟错人”。此外，还要切忌“说错话”。领导拍你的肩膀，是亲切关怀，你拍领导的肩膀，是没大没小。
大人物则需要了解圈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状态，所以，大人物不好做。
彭剑锋：所谓“跟对人”是看战略上有没有前途。其次就是你走哪条线。实际上，最终的政治权力分配是各种利益群体妥协和交换的结果。你最初无意识的选择就决定了你能进哪个圈子，决定你的前途。
在商界，对于做投资的人而言，关系网络尤其重要。做投资的人必须有广泛关系，要不然根本不敢投。所以人必须通过关系去了解事情真相。这也是现在多数的海归投资家们不敢投传统行业，只能投海归圈子里的企业的原因。
无论在商界还是政界，一个人会有多面，要努力和更多的圈子有交集，不能只守在自己的圈子里。比如，商人要了解穷人在想什么，不能天天跟富人打交道。了解别人的圈子，你才能了解别人的需求，了解更多的信息，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王辉耀：中国人依靠圈子，有时候是迫不得已，是抱团取暖。比如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和国企、和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十分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危机。于是，圈子不可避免。
中国的政界、商界、学术界的圈子之间不兼容，互相没有共同语言，在三个圈子里都如鱼得水者很少。美国则有全兼容性质的圈子，叫做智库，智库圈子里三种人都有，比如高盛集团曾有一位总裁商顿，同时也是布鲁金斯协会的主席，他就是兼容于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人。这样的人非常厉害。
主持人：对于官员和企业家而言，哪些圈子是最重要的？
彭剑锋：中国有几种关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老战友关系，一同当过兵的关系很重要，因为他们曾经共患难，信任感很牢固。另一个是同学关系。中国有两个同学关系圈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一个是政界的党校同学，它让同一个层次的官员形成了一个圈子。另一个是商界的EMBA班总裁班的关系。商人们之所以愿意付那么贵的学费，就是冲着关系去的，而不是冲着学知识去的。在中国的商界，圈子还有个特点是区域化，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商帮，目前比较集中的是浙商、粤商。
王辉耀：在美国，“三同”中最重要的关系网是校友关系。比如，名校的常青藤联盟的关系，各个常青藤中学、大学的校友会等等。举例而言，在美国，50%左右的企业CEO都毕业于排名前8位的大学，20%左右的企业CEO毕业于哈佛商学院。耶鲁大学的学生都集中在政界，小布什就是其中一员。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很多。而在中国，很多中国商人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同学关系，黄光裕创业就只能找潮汕的同乡圈子帮忙。
主持人：在中国企业中，以私人关系和圈子凝聚起来的团队普遍吗？这种团队有什么特点？
彭剑锋：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家用政治化的方式管理企业，企业内部存在不同的圈子。事实上，现代企业应该以理性法则来组织团队，如果一个团队的私人感情法则大于理性法则，这个企业就很危险了。
中国企业家的团队大半都是“桃园结义”式的，情感法则大于理性法则。马云提出了一个新团队法则，叫“西游记”团队——规则已经制订好了，它按照规则各司其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