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全球四地六位华人家族企业传承人眼中的传承观。 策划|天下工作室 文|本刊记者 王雨佳/罗影/孙瑜/张军 编辑|张军 出处|《英才》杂志2010年7月刊 一旦接过先辈的旗帜，自己的人生将会怎样？这是众多“富二代”、“富三代”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也许，那时候，自己将失去悠闲的日子，被牢牢禁锢在家族企业的枷锁中。 是沿着先人开创的成功之路继续走下去，还是摒弃之前的方向，自成一派？面对选择，更多的人陷入了彷徨。更有甚者，提出让人深思的疑问：我为什么要接班？ 接班，这个原本轻松的决定，却被父辈成功的光环所照耀。于是，这样的悖论产生了——超过前人是应该的，超不过则颜面扫地。舆论时刻将传承人的成就与祖辈对比，如池塘里的涟漪，慢慢扩大，以至无穷。结果，接班的问题成了全凭兴趣的选择，一时无解。 那么，现在的家族企业传承人，究竟是怎么看待传承问题，尤其是已经富了几代的海外华人家族企业，他们又是怎样认识传承，看待接班的？也许从全球四地华人家族企业传承人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一窥他们的传承观。 第一代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为贵 第二代上海木码艺术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正光 侯正光 父亲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口述|上海木码艺术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正光 我的家庭成员中——父亲、母亲全在通信系统工作，哥哥大学时的专业，也是通信工程。可能因此，我天生对通信业就抵制。所以，从上学到工作，我的经历与通信业无关。 父亲曾经告诉我：一万个想法不如一个做法。很多事情该做就做，要在行动中慢慢修正和思考，这句话让我坚定了创业的想法。2003年我正式创业，父亲做了我的天使投资人。 创业之初，我和创业伙伴搞了一份计划书，从上海跑到深圳给父亲看。看过计划书，父亲没有表达任何异议，转头却塞给我一本书——迈克尔·戴尔写的《戴尔战略》，让我两天后读完跟他汇报读后感。 当时，我很明白父亲的意思：公司不分大小，原理相通，他期望我能看出其中精髓。很遗憾，当年的我却未能读懂。我很清楚，在设计行业，当时的我算是比较优秀的部门经理或者创意总监，却不是一名强大的管理者或CEO。 记得后来聊读后感时，我说到最大的感触是“书里面基本没提到戴尔的老婆……”这似乎和父亲想要的答案相差千里。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向我的公司注了资，并传授了“管理三要点”：现金流、利润、规模。公司还没开张，父亲便拉开了架势，我听的头皮有点发麻。后来，公司增开了一家工厂，父亲又给提了三个字——零库存。到现在，公司已经运作七年，我对这四项管理要点有了深刻理解。看到同行在执行中将这四个词的顺序颠倒以致失败，我越发坚信父亲的判断。 如今，父亲基本上还是保持“姜太公钓鱼”的态度，一般不会主动找我聊生活、聊创业，可是，我如有疑问找他，他则呈现思如泉涌的状态。 其实，作为天使投资人，父亲不仅在物质上支持我，更是我的精神导师。 多年来，父亲给自己规划的散步、读书和休息的时间，在执行中分秒不差。多年如一日，其阅读习惯雷打不动，甚至每年除夕夜也不破例。由于坚持常年保持清淡的饮食习惯、坚持锻炼，如今他能连续打两个小时乒乓球，甚至超过我的体能。 其实，我挺介意别人说我是“富二代”的。“富二代”应该是从小就充分享受富裕的生活和良好家境的那批人，但我并不是。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住一间蜗居，我随便的一句呼喊都会打扰到父亲的工作。 如今的我，除了事业，会更多的关注家庭，更多营造和亲人间和谐的气氛。这也许是我不想跟父亲学习的一点。毕竟，父亲那一代人，为了国家，舍弃小家太多了。 第一代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耀庭 第二代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 周海江 首先要妥协 口述|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 实际上，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富二代”。因为是我和父亲共同打拼的结果。 自从接手红豆，父亲就把红豆当作毕生追求和精神支柱，公司的利益永远放在家庭利益之上。1982年的红豆还是一家濒临破产的乡镇集体企业。接手红豆后的四五年里，父亲没有拿回家一分钱，父亲把他的工资都用在了企业里，以至于因为经济原因，家里没能供弟弟上学。 大学毕业时，我找到父亲，表示想去日本留学，需要2万元。父亲当即就明确拒绝了。他说：“这笔钱，家里没有，找人借估计五年都还不上，还是别借了。” 1987年底，我辞去高校教师的工作，正式加入红豆。好容易跳出农门，却又回到农村，母亲当时难以接受。但是，在深圳读大学时，我就看到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头，感觉到民营经济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很想加入这股大潮。而当时，红豆正需要大学生，父亲也欢迎我回来。但我没有想过接班问题，因为那时的红豆规模还很小，销售额只有1000万。 刚加入红豆，我负责销售工作。那时候，纺织品实行计划配给，全国每个地区都有国营的纺织品销售站，他们只去固定的工厂采购。我的工作就是说服他们买红豆的产品。一开始，他们根本就不理会我。我上门推销，他们不让我进，我混进订货会，又被他们赶出来。这种挫败对于一向清高的我，挑战很大。每听到一次“砰”的关门声，我的心都要碎一次。好在，受冷遇的次数多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强了。 在经营中，如果我的意见和父亲不一致，那么，我首先要妥协。如果我觉得自己是对的，那我不会消极妥协，而是努力争取。总之，很多经营上的事，我跟父亲还是能够沟通解决的，毕竟，我们俩彼此信任。中国企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制度，比如，董事会意见有分歧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冒进，团结更重要。
我跟父亲最严重的一次分歧是1995年的“百万年薪聘总经理”事件。当时，这件事在全国都是一个大新闻。我那时是红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经理。当时父亲希望能引进职业经理人，以带进一些先进的管理思想，同时让现有的干部有危机感，不要懈怠。 可是，我不认同这种做法，对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成熟程度持怀疑态度。而且，不久之后，中央领导要在上海和民营企业家座谈，省里刚刚把我的名字报上去，职务是总经理，情况有些尴尬。 后来，外界有猜测，认为是父亲不信任我，才去招聘职业经理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来问我：“你父亲是不是对你有想法？”问的人多了，我也有点恍惚。但我这个人忍受能力非常强，即使心里有怀疑，也不表现出来，没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我想得很清楚：不管父亲对我有没有想法，只要我自己能力强，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直到后来，我被全厂选举为总裁，父亲才对我说：“海江，你的承受能力不是一般的强。”那一次，他真的很高兴，对很多人说：“海江不是我指定的，而是大家选出来的。” （采访|本刊记者王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