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纠结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5月17日，《人民日报》经济部开设“社会财富怎么分？”专栏，至今已连续四周发表署名文章，谈论收入分配问题。
与此同时，在第二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中方向美方承诺，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进一步改善民生，继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等。 这一系列举动，让各界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充满期待。 当收入分配改革呼声正高之时，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找不到数据证明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蔡昉认为，人口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但在目前的统计中，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新的农民收入增加的那部分数据丢失掉了，“并不是所有都没有，但是相当大部分丢失掉。根据现有数据，看不到城乡差距是在缩小或者不变。” 有专家通过对1978～2002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和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居民收入差距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过大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将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上升的压力。同时，通货膨胀将会拉大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影响更为明显。 更深层次的担扰是，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带来的工资通胀。如果工资继续上涨，正常的通胀率就可能更高，以致经济过热。早有声音认为，中国在过去10年能够实现两位数增长，通胀却微不足道，部分原因就在于工资的增幅小于生产率的增幅。 这一持续增长得益于规模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可事实上这一状况正在发生转变。年初，制造业较为发达的“珠三角”和江浙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发布报告，称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此报告当时预测，这一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而这个转变会带来城乡劳动者工资的上涨。由于金融危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比报告预计的整整推迟了一年。 事实上，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过早发生，而是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会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一阵风式跟涨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明智之举。”蔡昉认为。 毋庸讳言，看似美国在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忧国忧民”，其实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已负债累累，没钱买你的东西了。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用工成本大幅度攀升，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蔡昉说。当前，本币“内贬外升”，通胀预期犹在，如何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