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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煜辉 大量私人债务转化为政府公共债务，使投资人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信用产生了怀疑，导致国债利率激增，而利率激增反过来对投资和消费形成制约，冲击实体经济，最终使得危机愈演愈烈。 欧债危机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反弹的持续性，投下了很大的阴影。救助计划附带的财政紧缩有可能把该地区经济带入恶性循环，因为财政收缩意味着家庭福利的削减、需求衰退，经济增速减速甚至负增长。 今年还不是希腊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希腊2010年的债务是150~160亿欧元，后3年每年都高达300多亿欧元。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希腊是不是能够如愿地达到紧缩财政的救助条件还未知。从目前希腊等国家民众对收缩政策的表现看，经过高福利的发展政策，以所谓“自由人权”标榜的欧洲文化去承接通缩痛苦的能力比较差。所以，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是否能把欧洲拖出来还未知，欧洲债务危机后的复苏，以及救助前景还很不确定。 在国民分配的大格局中，整个劳动力报酬取决于就业与工资，一旦工资增长的速度或者生产成本上涨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就会使企业利润减少、企业投资意愿减少，就业需求降低，国民报酬的份额不能提高，对于消费就起不到正向作用。 但是，不能把板子打在劳动者身上，事情的根源是中国长期靠货币驱动的泡沫经济产生的恶果。按照原来的测算，中国的劳动者红利至少可以延续到2015年，也就是到2015年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是为什么好像到今天就撑不住了呢？这实际上是中国这么多年靠货币超发所致泡沫经济的恶果，其大幅吞噬了中国的劳动者红利。最近要求涨工资的停工事态，似乎已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提前到来。因为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城市生活成本的抬高，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地推动涨工资。 用行政手段倒逼涨工资，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因为对企业来说，不可能通过内部管理完全化解成本压力，这就是所谓“滞”的根源。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收使成本不断上升，这两种搭配很不好，会形成所谓的“滞胀”——不是讲经济停滞，或者负增长，而是增长的动力大幅趋弱了。 虽然中国经济政策变量对真实经济状况不具备反应能力，但是既然大家认同加息与CPI之间的关联，也不排除货币当局在不久会“表示”一下，只是要形成连续的真实调控性动作，基本不可能。 插排：虽然中国经济政策变量对真实经济状况不具备反应能力，但是既然大家认同加息与CPI之间的关联，也不排除货币当局在不久会“表示”一下，只是要形成连续的真实调控性动作，基本不可能。 刘煜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