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媒体与学术不端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意外引起一个争论，那就是大众媒体是不是讨论学术不端问题的合适的场所。我认为，如果所有的大众媒体都来讨论学术界的剽窃问题，是不公平的，但要阻止严肃的媒体讨论学术界的剽窃问题，更加不公平。一个国家出现了影响面很大的关于剽窃问题的争论，如果这个国家的严肃媒体不去关注，并且把争论用严肃的方式向这个国家的公民——至少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公民——进行报道的话，媒体就丧失了公器的基本责任。 我用英文Mediareportingonplagiarism(媒体对抄袭行为的报道)搜索了一下，得到13万多条搜索结果，然后用Media reporting on academic plagiarism(媒体对学术界抄袭行为的报道)进行搜索，至少有140多万条结果，可见在英语世界，媒体报道学术界的抄袭事件非常常见。不仅常见，还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随着信息传播和资料收集的技术手段的进步，抄袭和反抄袭的博弈在增长，导致严肃媒体对此类事件的关注，也有明显的增长。 当今时代，学术界抄袭行为不但牵涉到知识产权，牵涉到个人荣誉和学术界内部人际关系，还牵涉到公共资源(资助研究活动的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的使用是否得当。如果媒体不报道，请问，媒体对这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岂非严重失职？ 把黑箱中的东西曝光出来，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曝光黑箱作业一定会触动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会出来想尽办法封杀严肃媒体对此的报道。在过去20年里，这种事情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比比皆是。媒体报道让公众有机会利用舆论纠正潜规则，培育公民意识，是媒体发挥公共利益守护者的体现。 当然，做报道与下结论是两回事。媒体对任何专业领域的事务的报道，不能替代专业人士的专业判断。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纪之交物理学界最大的一次学术丑闻，以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丑闻发生在德国学者J.H.舍恩(J.H.SCHONE)身上。1998年，他从德国来到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一年后成为博士后研究员，研究超薄塑料的超导性能。接下来的几年，他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好几篇重量级的论文，影响极大，被认为世纪之交物理学界最大的明星，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过了一段时间，很多科学家开始报告，根据舍恩论文中发表的实验过程，无法得到同样的结果。贝尔实验室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应用物理实验室，曾经出过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得到报告之后，马上成立内部调查委员会，调查舍恩在实验中是否存在不端行为。贝尔实验室还深怕内部调查不公正，不具备权威性，又在2002年召集了一个外部调查委员会，其成员都不是贝尔实验室的成员。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舍恩确实存在严重的多次欺诈行为。报告公布之后，成为爆炸性的丑闻。对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领域内的不轨行为，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大概有几十万条。 贝尔实验室处理此事的流程是一个标准。他们先是组织了内部调查，接着又组织了外部调查，为什么中国学术界，包括清华大学，至今没有采取这两个步骤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清华大学采取了这两个步骤，还会有今天的争论吗？
所以，学术界自己进行的及时、公正、透明的调查，是最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一直不出现，说明学术界存在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