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学术界或教育界出现有关抄袭的争议，学术界和教育界作为专业团体又不去采取即时措施，进行公正、及时、有效的调查，媒体的高度关注就显得更加必要。因为专业团体已经失职，向它们持续施加压力，防止情况又被封锁在黑箱里，是媒体的义务。
如果反过来指责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以及人们对此事的评论，难道要把此事变成下一个三鹿奶粉吗？ 蹊跷的沉默 区分抄袭和不规范的标准是什么？根据学术界的常识，抄袭是学术不规范中的严重行为。学术不规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有对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我们才能够做出判断，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现象。 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大谈抄袭与不规范的区别，没有价值，反而容易搅浑水、扰乱视听、误导非专业人士和公众，使得独立、有效、公正的调查变成不可能。 如果把证据交给一个有公信力的调查委员会，判断有没有抄袭并不困难，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对照，就能够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当然，如果委员会本身没有公信力，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几年前，也有一个学术界的评奖委员会，把所评的奖项授给了自己。有这样的先例的话，我们就知道，独立和有公信力的委员会在中国是多么的难。(指2000年的“长江读书奖”事件。李嘉诚出资、《读书》杂志承办了首届“长江读书奖”，汪晖当时任《读书》杂志主编，是评奖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著作《汪晖自选集》是得奖著作之一，引起了很大争议。——编者) 为调查学术不端行为而召集起来的调查委员会，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他们的判例，公众可以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提高对抄袭和剽窃行为的警觉。调查本身就是学术界和全社会进步的必要的台阶。这也是舍恩和黄禹锡的不端行为被揭穿之后受到严厉处罚的原因。 如果有人指控一位学者行为不端，他有沉默的权利吗？当然有。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之前，他当然可以对公众和媒体保持沉默。 但他不能对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保持沉默。而且，一旦调查结论公布，结果对他不利，他就没有权利继续沉默下去。韩国的功勋科学家黄禹锡，在造假指控被证实之后，最后不是向韩国民众道歉了吗？ 法律是一回事，职业伦理又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学者被指控抄袭，如果他具有普通水平的职业道德，在此事成为公众事件之后，通常会主动出来有个交待；如果他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感特别强，即便别人对他的指控还没有被公众知晓，他也会主动出来解释。只有那些完全不尊重专业和职业道德的人，才会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我读书的时候，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有个著名的讲座教授，同时又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他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哈佛非常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中心。当年有人举报，说他多年以前的一篇论文有抄袭行为。他马上主动承认，进行道歉，同时为自己辩护说，那不是有意的，而是个疏忽。他继续留在哈佛当教授，但辞去了所有学术机构的领导职务。这要得益于他的教授职务是很多成果累积起来的，而那篇论文是唯一被举报的案例。换句话说，假设他的教授的职务主要是依赖这篇论文的话，连教授的位置也保不住。这个案例给学生的教育是很深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名声有多大，不管是哪一年的学术成果涉嫌抄袭，只要被举报了，就会一查到底。学术界的规章制度如此严厉而有效，每个经历此事的人，都终身不会忘记。
即便真的是疏忽导致的不规范，如果你还没有忘记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职业道德的话，你马上就应该出来做一个解释，为此道歉，而不是期待这个事情悄无声息就过去了。只有把职业道德和学术规矩完全不当一回事的人，才会死猪不怕开水烫。 而那些学术头衔——包括中国的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一种额外附加的荣誉，一经查出当事人有抄袭剽窃的行为，必须取消。这种头衔绝对不能和不端行为有关联，不然就是鼓励更多的学术不端行为。 有人有这样的顾虑:如果学者面对任何指控，都必须自证清白，会不会鼓励恶意的攻击行为，从而干扰正常的学术工作？ 我们把防止剽窃和抄袭作为一个优先的价值对待，确实可能引来各种麻烦。但由此带来的不便，是我们为了保护知识创新而不得不忍受的代价。如果通过调查，发现举报人是有意陷害，可以对他采取法律手段。但这些事情都要以独立、公正、透明、有效的调查为前提。首先是要弄清事实。弄清事实之后，才能对争议牵涉到的各方的行为，做一个公正的判别，然后根据规章制度，进行激励或惩罚。 这就像有人举报餐馆用“地沟油”，如果有人举报医院里用过期药品，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调查，调查举报是否属实。如果你拒绝调查，还要指责举报者，那是非对错就完全颠倒了。 80年代的遗留问题 在中国，抄袭行为的确曾经比较普遍。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社会上不再把知识创新、学术创新、思想创新和观念创新当作最重要的价值，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能做的就是为圣人做注释。注释做久了，哪一点是这个人的成就，哪一点是那个人的成就，其间的界限慢慢就淡化了。这是历史原因。1979年之前的30年里，学术界、知识界的自由越来越少，主要工作是为领袖著作做注释，更加谈不上独创性。这是政治原因。 这两个原因导致学术界对抄袭的意识非常淡漠。所以才有些80年代的过来人，喜欢强调80年代的学术规范和如今不一样，让人觉得，用现在的学术标准去衡量80年代的作品，不够公平。 恰好我也是个过来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中国对学术规范的强调，恰恰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初，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看过于光远先生的一个讲话，他提议创办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刊物，就像《中国科学》一样，有中英文两个版，体例跟国际一致，引用、注释都要遵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这说明80年代已经开始强调学术规范了。 这本由于光远倡议创办的刊物就是《中国社会科学》，这本杂志一开始对体例的要求就已经相当的严格。对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篇论文投过去以后，匿名评审通过了，但字数超出了很多，编辑部喊我过去，要求我压缩。我说，正文已经是从80000字压过来的，没有办法再压了，唯一能压的，就是把大量的注释给压掉。几位资深的老编审商量了半天，说注释不能压掉，现在做社会科学，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体例。你引用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有根据、有来源。
在80年代初期，学术规范虽然不能说是普遍共识，但已经在大声呼吁地这样做了。历史有案可查。说学术规范没有人提、没有人强调、没有人推动，错了！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调。黑格尔说，天黑以后，所有的牛都是黑的。那个时候天已经不黑了。有些人提到这个问题，目的是把水搅浑，不但要把水搅浑，而且要身边所有的人都拖进去，涂得人人都是黑牛。把所有人都涂成黑牛，他就安全了。 还有人认为，写一本书很不容易，但要举报这本书不规范是很容易的，同样是搅浑水的说法。我赞成对学术不端进行举报，尤其赞成实名举报。但对举报而言，关键不是实名，而是有没有实据。举报抄袭和举报性骚扰有很大不同，举报他人抄袭一定会有白纸黑字的证据。相比起来，抄袭最容易核实，也不难处理。 处理抄袭行为，有几个原则可以把握。比如，抄袭行为发生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越靠近70年代末，处理上就要轻微一点。前提是抄袭者必须道歉。中国的法律说坦白从宽，你不能不坦白就要从宽。 第二，如果抄袭行为发生时间很早，还要看抄袭者有没有对抄袭行为进行更正。如果著作再版加印的时候还是老样子，说明你延续了抄袭行为，处理应该从重。 第三，如果抄袭行为发生的时间很早，抄袭者并没有从抄袭行为中间获得任何的好处，也可以从轻处理。 这是三个政策标准，非常合理。如果举报过于夸大，你自己认为只是一个疏忽，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不道歉，不吭声，不纠正著作，就是要求全国人民忘掉这件事，然后继续享受特殊待遇，还要对举报人进行追究。这不是混淆是非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本文根据丁学良教授口述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本刊实习记者陈静茜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