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危机后”我国经济金融政策取向分析 Rules should avoid misconceptions of “Westernization” analysis of fi nan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trend after crisis 文/徐诺金
危机后的我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已经不是简单的退出和回归的问题，而应该是根据危机前后的形势变化和过去几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总结进行更大的调整和更新。如果我们不能立足国家利益、国家立场、国内实际去充分理解、消化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的经济金融理论及符合事实的准确判断和政策取向，我们就难以抓住当前的历史机遇，使中国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 面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回升和以CPI、PPI为代表的物价指数的节节攀高，一直对2008年下半年以来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和去年创纪录的10万亿信贷投放深表担忧的同志，又再次喊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主张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恢复汇率升值，提高利率等声音。相反，面对房地产市场交易萎缩、价格走低和股票市场的低迷走势，有的同志对我国经济复苏的前景表示担忧，有的甚至悲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缺乏可持续增长的后劲，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增长状态。我则认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既没有后者那么悲观，也不存在前者那样乐观的过热担忧。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处于积极向好的复苏态势，但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大，我们仍应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没有理由对经济增长表示悲观 从刚公布的5月份的经济金融数据来看，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5%，CPI同比增长2.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2%，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4%，其中出口同比增长33.2%，进口同比增长57.5%。货币信贷指标趋于平稳。其中，本外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3.2%，M、M、M分别增长15.2%、29.9%和21%。应该说目前我国经济金融的总体形势是乐观的。尤其是结合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恢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态势表示悲观：一是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当前的形势有非常客观冷静的判断，表达了对各项政策叠加效应负面影响的担忧，主张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这是完全正确、完全符合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的。二是继续实行的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刺激消费政策，以及最近推出的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鼓励民间投资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明确提出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对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要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这些政策措施如能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会进一步增强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三是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城市化进程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李克强同志最近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推进城镇化是关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我国目前的名义城镇化率才46.6%，真实的城镇化率（即享受城镇居民待遇的人口数量）还不足30%。如果我们的名义城镇化率继续提高至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真实的城镇化率与名义城镇化率趋于一致，由此而释放出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将是巨大的。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是充裕的，还有相当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没有得到充分就业。如果能有效地把这些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更快。 关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金融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首先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在去年低基数的基础上实现的。从环比来看，5月相比4月增长趋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月比4月回落1.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15月比14月回落0.2个百分点;5月份物价指数CPI上涨3.1%，PPI上涨7.1%；贸易顺差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作用下，5月份继续扩大。国内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指数上升以及货币政策的对冲压力使货币市场利率趋高，从而推动市场利率上升，会进一步加剧中美利差的扩大和资本流入的冲动。其次，从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情况来看，居民对经济、就业判断指数下降，与经济实际增长出现背离。受对经济前景预期影响，居民消费和投资意愿下降，储蓄意愿增强。同时居民通胀感受加强，对物价的满意度指数环比、同比分别下降了12.27%和9.75%，降幅较大，创有调查期以来的新低。三是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如果说前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各国的政策目标是如何共同应对危机、防止经济下滑的话，那么随着各国经济复苏步调的不同，各国所面对的经济金融问题又回到了危机前的差异状态。有些国家可能因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使国内财政状况恶化，经济金融及社会形势趋于复杂化。如欧洲因主权债务危机使得经济增长前景变得复杂，由债务危机而引发的财政收缩可能会中断或放慢一些国家的经济复苏步伐，并由此引发欧元危机。美国经济虽然在强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呈现就业增加、经济增长、物价下降等超预期的乐观情况，但截至5月底仍有13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每年1.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再加上“两房”（受美国政府支持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简称“两房”）的持续亏损，这些都增加了美国的财政风险和美元的不确定性。四是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产生了。如危机前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国际收支顺差扩大问题、流动性过剩压力问题、通货膨胀指数上升问题。与此同时，应对危机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激增、货币信贷超常投放以及楼市股市价格急升之后在有关政策作用下反复调整走向不明的新问题。应该说，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情况比危机前更趋复杂，面对的不确定性比危机时期更大。面对这种高度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是简单地回归到危机前的政策状态，还是以经济学家的专业眼光，在全面回顾总结危机前的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找出今天的形势与危机前的异同，从而对形势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并依此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呢？对此，我认为我们的政策不能是简单的退出或回归，而必须是根据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创新和发展。因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跟危机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实质上的变化。 今天的形势与危机前的不同 危机前后最大的不同可能是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第一，危机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出口导向推动，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和为国际市场生产启动了国内经济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欧美消费——中国生产”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已经被危机打破。由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欧美各国消费过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为这种增长模式敲响了丧钟，所以中国依靠大规模顺差的国际条件已经不具备。第二，危机前我们主要依托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低成本和环境的代价获得了竞争的比较优势和资源价值化的直接效应，从而使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随着这种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和生产成本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逐渐增加。第三，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成果是在打破平均主义，不断拉开分配档次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分配的。这种收入分配机制对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平均主义思想、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发展到现在，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成了后危机时代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第四，危机前的美国是世界各国经济金融争相学习模仿的榜样，美国也是利用了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不断地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随着华尔街的溃败，榜样不存在了，危机后各国经济金融政策趋向何方，已经成为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我国的情况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是因为过度利用全球化对美元的依赖而使自己的消费与投资、尤其是美国的军事投资脱离了自身的国力和储蓄基础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而陷入危机。所以，危机后的美国本应压缩国内消费、投资，尤其是军事开支及时退出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实际上，美国虽然开始鼓励储蓄，主张削减财政赤字，但美国根本无意削减军事开支，相反，还在不断增加。不仅不把自己有优势的高科技拿来参与国际贸易，而且以军事敏感技术的名义对与我国进行贸易的产品和技术进行限制，并把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推向我国，毫无立足自身调整国内经济的诚意。而我国是消费不足，储蓄过多，危机后应是扩大消费与投资，实行与美国政策趋向完全相反的政策，而不是跟随美国的步伐同舞。 制定政策须防“洋务派”误区 关于危机后的政策我们也要充分分析总结危机前的政策经验和不足，借鉴成功的，清除不足的。危机前，我们面对国内经济过热、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实行从紧的货币信贷政策去收缩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大幅降低出口退税率，改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人民币进行升值等。但实际结果是，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政策的作用下，国内出口行业遭受冲击，企业停产减产关闭，失业人数上升，但国际收支顺差不减反升，流动性过剩压力有增无减。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在过剩流动性压力作用下日趋严重，股市楼市的价格不断刷新。这种政策效果当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在于我们的政策建立在落后了的、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洋务派的错误理论基础之上。因为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源于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要压缩顺差必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削减国内过剩生产能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在每轮宏观调控中首当其冲地受到控制。面对出口过大我们采取了大幅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办法，理由是想借此逼迫企业产业升级，而完全忽视了这些企业对我国劳动就业市场的重要性。面对流动性过剩而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而采取了行政化的规模控制，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进行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旨在扩大汇率浮动幅度，而完全忽视了汇率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内在稳定对企业定价的重要性。这反映了我们主流经济学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如张五常先生所说的“（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做过工厂，也没有到工厂去考察过。对真实世界知得不多而妄下判断的治学态度（2010年6月9日第一财经网）”。 事实上，国际收支的顺差压力在于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失衡，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只会使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失衡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国际收支的出口压力加大。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这种顺差压力的环境下改变，只会进一步强化升值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的失衡，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在国际收支的顺差压力下进一步加剧。由于流动性过剩与货币供应量过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由流动性过剩而来的通货膨胀是有外汇储备作保障的，这时控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也不应是简单的收紧货币信贷，也不能是简单的对冲流动性，而应是疏导流动性去扩大投资，扩大进口需求，扩大外汇储备的使用，促进国内过剩储蓄（即流动性）向国内外投资和消费转化。另外，在通货膨胀水平总体可控的范围内，由流动性而来的通货膨胀自身也是促进进出口平衡、减轻顺差压力和流动性压力的一种调节机制。因为由流动性而来的通货膨胀会推高出口生产的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使出口趋于放缓，而对进口则会扩大需求，从而使进出口平衡得到改善。这时，货币信贷政策应是“紧货币，以防止通胀失控；宽信贷，以增加供给扩大进口”的有机组合。 “危机后”我国经济金融政策取向 对此，我认为，危机后的我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已经不是简单的退出和回归的问题，而应该是根据危机前后的形势变化和过去几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总结进行更大的调整和更新。首先是从理论上改变主流经济学普遍存在的完全脱离国情实情、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宏观经济平衡条件，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而完全落入西方经济学思维定式，忘记任何经济学理论及政策主张都存在国家利益和立场，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背景的现实。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许多指标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加。对此，如果我们不能立足国家利益、国家立场、国内实际去充分理解、消化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的经济金融理论及符合事实的准确判断和政策取向，我们就难以抓住当前的历史机遇，使中国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 其次从政策层面看：要注意政策的松紧搭配和长短期结合。从短期来看，当务之急是要稳定汇率，打消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从源头上缓解资本流入压力；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立足国内，促进投资，使投资与储蓄趋向平衡；要转变行政化微观化的货币信贷政策调控方式，在立足管好货币、搞活信贷的基础上，既使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又使信贷资源得到高效配置，从而实现货币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要放弃重商主义，改变重进轻出的外资政策和重出轻进的外贸政策导向，放宽资本项下兑换限制，实行大进大出，进出平衡的国际收支战略。从长远来看要转变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增长方式。全面转向不分城乡不分阶层重视公平正义的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战略；加快推进金融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完善金融管理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增加金融市场主体，促进金融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要创造条件着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之成为与我国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化货币，与美元、欧元等货币一起成为世界货币。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形成人民币的汇率理论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从松紧搭配来看，货币政策要适度的紧，以应对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胀压力增加的趋势；信贷政策要适度的松，要放弃规模控制，让信贷资源能由商业银行按市场原则进行自主的配置和有效的利用；财政投资要适度地紧，民间投资要大力地松，促进投资主体由政府向民间的转换；房地产投资方面，居民非自主型投资要紧，房地产开发投资要松，要通过增加供给，引导居民住房需求，使房地产市场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