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艾迪尔住在博帕尔，今年10岁。这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只能依靠手和膝盖在地上缓慢地爬行。他的腿萎缩而扭曲着，将永远不能走路。艾迪尔是博帕尔数以百计的畸形儿童中的一个。
1984年12月3日凌晨，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农药厂里的氰化物悄然泄漏，在整个博帕尔杀人的时候，艾迪尔还没有出生。当年，他的母亲才10岁，对她来说，能够在这场史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中幸免于难简直是个奇迹。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苦难的开始。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独立数据显示，毒气在泄漏的最初3天里杀害了8000～1万人，此后多年里又有2.5万人因为毒气引发的后遗症死亡。 6月7日，在博帕尔惨案过去26个年头后，博帕尔地方法院宣布，8名被告在毒气泄漏灾难中犯有疏忽导致死亡等罪，各自将面临最高两年的有期徒刑，同时处以10万卢比罚金。在被宣布有罪的8名被告中，包括当时发生毒气泄漏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博帕尔工厂的董事长马欣德拉和其他几名管理人员。其中1名被告已经死亡。 数百名幸存者家属和环保人士聚集在法院周围，抗议法院的判决太轻太晚。“生还者不会放松他们为追求公正所做的斗争。”新德里律师卡努娜·南迪对本刊说。 迟到的判决 3年前，博帕尔幸存者组织找到南迪，她无偿接下了在印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诉讼要求清理联合碳化物公司自1977年起就遗留下来的有毒废物。“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判决拖延了26年之久。”南迪说，“1987年，印度中央调查局将其立案。在1989至1991年，鉴于印度政府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解决协议，案件被最高法院废止。1993至1996年，案件又被拿出来重新审议，并将谋杀指控改成了过失罪。此次对判决的依据是印度刑法典第304A款，它常被用于交通事故定罪。” 除了判决过迟过轻，更令受害者不满的是，此次被判有罪的8人皆为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的印度籍员工，而其母公司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及其高层却置身事外。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布里吉·汉娜告诉本刊，博帕尔所在的中央邦农业发达，上世纪60年代，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将这里视作其产品杀虫药西维因的下一个巨大市场，并在博帕尔建立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然而西维因的销售情况并不像美国投资方想象的那样好。在1984年中期，这个庞大的新工厂已经面临停产。在博帕尔惨案发生的时候，这家化工厂生产线上的6个安全系统无一正常运转，其中包括异氰酸钾的冷却设备：“这些安全系统有些被关闭了以节约成本，异氰酸钾冷却系统停止运转一天可以节约30美元。”在12月3日那个凌晨，正是异氰酸钾的泄漏使博帕尔成为死城。 博帕尔惨案的幸存者和为他们奔走的人们一直拒绝将这起毒气泄漏称作“意外事故”。为节约成本，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大量削减了雇工人数，在控制室，只有1名操作员管理70余个仪表盘、指示器和控制装置。异氰酸钾生产工人的安全培训周期从6个月降至15天。更令人们无法接受的是，在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设在美国西弗吉尼亚的工厂里，生产系统直接联结着自动的电脑控制报警器和危机控制系统，而在博帕尔，唯一的手动报警铃被关闭了——“为了让人们不过分惊恐。”1982年，一支安全稽查队就曾向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汇报，称博帕尔工厂有“一共61处危险”。 但是在过去的26年中，针对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法律诉讼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汉娜告诉记者，印度于1985年通过了《博帕尔毒气泄漏灾难法案》，指定政府独自代理所有受害者，因为大多数受害者根本没有资源甚至英语语言能力与这家美国公司打这场法律战。1985年，印度政府在美国纽约向联合碳化物公司提起诉讼。这次起诉铩羽而归。“从那时起，博帕尔受难者的命运就被缚于印度作为一个合作和友好的投资市场的美名。”1989年，印度最高法院批准了联合碳化物公司与印度政府间的最终和解方案。联合碳化物公司支付了4.7亿美元的赔偿。“这笔费用最终支付给了能够提供受害证明的超过50万人，每人为他们一生的伤痛和残疾领到了大概500美元。”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执行官瓦伦·安德森1984年被捕，随后缴纳2000美元保释金后回到美国。拉扬·沙尔玛是纽约“沙尔玛德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1989年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沙尔玛担当起了博帕尔受害者对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诉讼的辩护律师。“诉讼从1989年11月开始，”沙尔玛说，“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了许多抗辩理由，最基本的一条是，虽然是他们将技术转让给印度子公司，并授权给他们生产专利杀虫剂的，但事故的责任全在印度子公司。”1993年，美国最高法院关闭了博帕尔受害者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的大门。
“联合碳化物公司不承认印度的司法裁判权。陶氏化学公司收购联合碳化物公司后，也声称，他们购买了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资产并不意味着要担负其过去的责任，而且他们也不在印度司法管辖范围内。”南迪说。 6月8日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拉克表示，在美国方面看来，有关博帕尔事件的调查早已结束，美国不会重新启动任何司法程序，也不会采取任何引渡措施。 “在我看来，联合碳化物公司负有协同谋杀的罪名。”“博帕尔信息与行动小组”创立者桑斯尤·萨拉基告诉本刊，“联合碳化物公司与陶氏化学及美国国防部都有长期和密切的合作关系，对美国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一个国际性的平台迫使跨国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在汉娜看来，博帕尔是全球化中的典型悲剧：“一家美国公司选择博帕尔以占据低廉劳动力、松懈规定、建立劣等工厂的便宜。你能够看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博弈。而对贪婪和错误的惩罚却最终落到了博帕尔人身上。 苦难在继续 1984年12月，30岁的桑斯尤·萨拉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些零星的消息。作为志愿者，他在灾难后的第一时间从4小时车程外的小镇赶到博帕尔。“我身上只带了100卢比零钱和一点点换洗衣物，我想，我在那儿参加紧急救援，最多会待一星期。”萨拉基没有想到的是，此后的26个年头，他都在为博帕尔人奔走。1986年他建立了“博帕尔信息与行动小组”。1995年，在私人捐赠的帮助下，他建立了“桑布哈夫纳信托基金会”，为博帕尔幸存者提供治疗，并进行医学研究。 桑布哈夫纳下属的诊所位于博帕尔受毒气灾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占地2英亩，包括一个草药种植园。这里距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工厂仅400米。全诊所的45名员工中有22人为灾难的幸存者。萨拉基告诉记者，自1996年至今，就诊所注册备案的毒气受害社区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就有2.27万人。 “博帕尔因为史上最大的工业灾难而闻名，但却少有人知道，直到今天，曾经的受害者还在遭受医学灾难。”萨拉基说，“直到现在，每个月都有10到15个人因为与毒气泄漏有关的疾病而死亡，有超过12万幸存者在受慢性病困扰，并在缺医少药中绝望生存。从1984年到现在，死于毒气泄漏的人已经超过2万名。” 令人们受害的不只是毒气，还有工厂的废气后遗留下来的大量有毒垃圾。根据新德里社会与环境研究中心2009年的报告，联合碳化物公司生产的3种杀虫剂都有剧毒，并有很强的水溶性和土壤侵蚀性，工厂及其废物处理点的土地处于严重污染的状态。“化学物质已经渗透进入了地下水位线，在整个区域被适当处理之前，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哈佛大学学者布里吉·汉娜说，“早在1990年，关于水质问题的研究报告就已经出台，当地居民对水的问题多有抱怨，而现在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1994年，瑞典环境医生组织主席英格利·艾克尔曼受到“博帕尔问题国际医学委员会”的号召来到博帕尔，此后她成为桑布哈夫纳诊所的医学顾问，还是一户受害者家庭的“外祖母”。“我们访问受害者并给他们做检查。研究得出了许多报告，我的同事证实人们的肺、眼睛和神经系统已经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艾克尔曼告诉本刊，“幸存者的症状各不相同：那些距离工厂最近的人们遭受着非常剧烈的长期病痛的影响，这些疾病还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剧。那些距离工厂远一些，或者住在楼房里的人们遗留症状则要轻一些。病人的症状包括呼吸短促、咳嗽、胸痛、肢体疼痛、腹痛、四肢麻木、视力衰弱等等。” 许多幸存者已年届七旬，但他们的老去并不意味着苦难在远离博帕尔。“在妇女中，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的月经紊乱。母亲们常常诉苦，在婴儿期经历毒气灾难或在灾难之后出生的孩子身体和智力发育迟缓。”艾克尔曼说，“毒气事故后，博帕尔的流产率急剧上升并持续数年。根据桑布哈夫纳诊所工作人员的诊疗观察，新生儿缺陷率远高于一般水平，特别是在水源受到污染的地区。” 在过去的26年里，印度政府一直在努力为博帕尔人提供医疗支持，但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在汉娜看来，1990年印度政府修订了与联合碳化物公司签署的最终和解协议，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让印度政府承担了毒气受害者一生医疗救助的全部责任，这是本应由联合碳化物公司来承担的。从那时开始，尽管印度政府为幸存者提供一些免费的医疗服务，但仍然远远不够。” 钱并不是唯一的问题。萨拉基告诉记者，联合碳化物公司及陶氏化学公司，一直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及医疗单位提供有关异氰酸钾的研究资料。而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在1994也停止了相关研究。“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信息，目前没有针对多发疾病的治疗方案。两份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出版物颁布的治疗方案只针对呼吸系统问题，而且已经是11年前的资料了，博帕尔医疗群体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从毒气泄漏的那个早晨开始，所有的治疗也就只是在缓解症状而已。类固醇药物、抗生素和精神类药物被不加选择地使用。” “政府最初辨认幸存者的努力陷入了混乱、腐败和歧视。”萨拉基说，“结果是，到现在对于受害者的数目和受伤程度没有官方的统计，也缺乏有关幸存者健康状况和治疗情况的记录，无法确保他们接受长期的治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预算额度仍然在2%以下，博帕尔没有社区医疗服务人员，社区健康教育和医疗管理无从谈起。公共医疗机构的失败导致了私人医生和护理机构的盛行。他们中70%的人并不具备职业资格，却是医疗服务的最大提供方。博帕尔纪念医院公共卫生负责人拉吉夫·巴蒂亚统计过400名病人的处方，发现其中的许多药物实际上在进一步地伤害这些慢性病患者。” 病痛还在进一步地加剧贫困。艾克尔曼访问了毒气受害家庭里的女性。在灾难过后，这些家庭的收入都在减少，他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在就医上。“现在博帕尔人迫切需要的，除了恰当的医疗服务，还有不需要强体力劳动的工作机会，对残疾人和缺陷儿童的护理支持，以及陶氏化学公司对污染环境的补救。”萨拉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