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樊志刚 何崇阳 回顾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整个进程，尽管在引资之初存在诸多争论，在引资之后和具体合作中也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结合当初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所设定的特定评价基准—公司治理、公开发行上市、引进经验和提升管理等三项指标来看，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总体成效是利大于弊，对于推进中资银行公司治理改革、成功实现境内外公开发行上市、提升经营管理和产品服务创新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回顾中资银行近年来“引资”、“引智”和“引制”的历程，可以看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进程尽管存在差强人意之处，但当初设立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主要意图应该是基本完成或者超额实现。那么，近年来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实际成效如何？是否与预期设想存在差距？综合评价又是如何？ 引入境外战投的预期何在 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即将加入WTO，金融市场将逐步全面开放，面对即将到来的激烈竞争，中国银行业显然尚未做好准备。而且国际金融界甚至一度流传着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已经“技术性破产”的论调。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央高层及金融监管部门最终下决心打赢银行业改革的“攻坚战”，并考虑引入境外资本参股中资银行，希望借助境外战略投资者来克服中资银行公司治理、经营理念、风险控制、金融创新以及国际化程度等方面的不足，并为此强制性规定，组建股份制银行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且要求境外战略投资者必须符合“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另一方面，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从体制上消除了中资银行冀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法理上排除了国家再度“输血”的可能，要求中资银行必须“背水一战”，实现“自身发展、自我壮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此外，由于境外战略投资者将依据出资比例向中资银行派驻董事，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各级地方政府对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的干预程度，使得中资银行成为真正市场化运作的商业银行。 其实，上述安排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30年改革发展过程中“以开放促发展”经验的延续和继承。综合而言，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主要意图，就在于从体制上理顺银行与国家的关系，改善中资银行公司治理架构、顺利实现公开发行上市、引进经验和提升管理等。 引入境外战投的实际成效 一是助推了中资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架构。 首先，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实现了中资银行股权的多元化，建立了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对缓解中资银行的委托代理制度内在矛盾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境外战略投资者派驻董事进入中资银行董事会，发挥监督功能，并就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重大战略决策等发表意见并提出方案，影响并确立中资银行的内部管理机制、经营决策机制以及约束激励机制。在公司治理决策机制方面，境外战略投资者将协助中资银行进行私人银行经理、投资顾问团队、风险管理专家选聘等工作。在激励机制方面，协助中资银行创新激励举措，在短期激励创新上，协助建立个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推进基本薪金、年度奖金、长期激励和津贴组成的结构薪酬制度建设；在长期激励创新上，协助中资银行推行股票增值权计划等。 二是推动了中资银行成功公开发行上市。 在实施重大经营变革、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前，中资银行长期以来在国际银行体系内处于弱势地位，经营效益和发展质量不佳，资本市场形象和投资吸引力较差。 境外战略投资者在签订战略协议之前通过尽职调查，充分了解中资银行经营状况、投资价值以及潜在的投资风险，提高了中资银行的信息披露程度和诚信力，增进了资本市场对中资银行的了解，大大提升了中资银行在公开路演和发行募股过程中的吸引力和营销空间。同时，由于境外战略投资者其入股增强了其他投资者的热情与信心，客观上发挥了“隐性担保”、“示范带动”和“品牌溢出”效应，无形中对中资银行起到了信用增级作用，这为中资银行获得较为理想的新股发行定价，并顺利实现境内外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譬如，交通银行赴港上市，挂牌首日的收盘价格就超出招股价14%，公开发售部分获得了205倍的超额认购。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也得到了市场高度热捧，获取巨大成功。工商银行在内地和香港同步公开发行上市，创下了数十个在全球资本市场范围内的“第一”和“首例”。 三是通过业务合作，推动中资银行不断提升经营水平和创新能力。 中资银行在引入境外战投的境外资本同时，签订一系列合作条款和技术援助协议，在各个领域开展与外资方的合作，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以及产品服务创新能力。 其中，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在参股中国银行之初，在信用卡、银团贷款、供应链融资、私人银行等业务领域和风险管理、品牌宣传等方面都展开了合作，并取得一定实效。瑞士银行集团也向中国银行派遣了多名专家介绍相关管理经验，提供技术支持。 美国银行与建设银行的合作范围及合作层次，也超出了当初签署的战略协议规划内容。在20062008年的3年合作中，建设银行和美国银行共同设立完成了42个协助项目和94项经验分享与培训，尤其是通过收购美银(亚洲)，更进一步加快了建设银行国际化的步伐。 高盛集团在多个领域与工商银行展开广泛业务合作，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整体框架、岗位评估和绩效考核方案、构建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内部审计体系和合规管理实施方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协助工商银行推进人民币利率衍生产品、货币期权产品及外汇结构性产品等方面的研发工作。 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与国内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合作中，也在不同领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中，兴业银行引入了3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恒生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恒生银行在信用卡业务方面为兴业银行培训业务骨干，派出专家顾问和管理团队参与兴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的经营管理。国际金融公司在零售业务以及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等方面也给予了多项无偿技术援助，在2006年签署了能效融资项目合作协议，协助兴业银行开辟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 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 一是中外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心生罅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意见。 从实际调查情况看，中资银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合作较为舒畅，中外双方总体上对合作内容及成效均表示满意。但是，中外双方在对方眼中“不总是那么可爱”。譬如，中资银行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存在“搭便车”情况，提供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技术实用性较差，语言、文化和理念存在差异和冲突，并挖转中资银行客户。同时，境外战略投资者认为自身投资金额较大，但股权比例和发言权太小。中资银行公司治理不规范，可能损害自身投资利益，担心投资风险。中资银行风险管理手段相对落后，但不允许外方充分参与，深入合作难度较大。 作为第三方独立机构，穆迪公司对中外双方合作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信性。该公司发布报告指出，中外合作对银行业绩的影响效果比较复杂，会受到双方在合作安排及公司文化和运营方面的分歧所影响。中资银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一些合作探索带来了切实利益，但有一些合作内容已显示失败，在某些情况下，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参与程度已在下降。 二是缺乏深入合作，中外双方的部分合作形式大于内容。 首先，境外战略投资者本来计划与中资银行组建信用卡、私人银行等新兴业务合资公司，以图借助中资银行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渠道机构和人脉关系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但受制于监管部门和中资银行审批流程的复杂、审批时间的漫长和审批效率的迟缓，最终未能如愿，导致在新兴业务方面的合作层次较低。
其次，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相对优势在国内市场上不能充分彰显。外资银行的业务强项多体现在中间业务、金融衍生品方面，但在中国当前的金融环境下尚无大规模盈利的空间与机会，短时间内对提升中资银行业务和管理创新的推动效用比较有限。而且，境外战略投资者即使冠以全面合作框架下的系列技术援助协议，来实施的技术援助项目，也并未如想象的那么高深和先进，核心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较难涉及。 最后，中外双方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合作，仍以经验介绍和推广、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战略咨询协助为主，缺乏深入的、实质性的合作。穆迪公司在其发布的中国银行业报告中对此也做了很好诠释：只拥有少数股权的境外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尽力提供技术和管理经验。 三是部分境外战略投资者具有财务投资者背景，“引资”效用大于“引智”效用。 梳理中资银行所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部分入选者的背景和表现难以完全符合监管层当初所确定的“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更是显现了其关注资本短期回报的财务投资者特性，某种程度上“引资”效用大于“引智”效用，以股权换机制的祈愿难以全部实现。 四是部分境外战略投资者悉数撤出股权，可能在国内设立营业机构，与中资银行展开正面竞争。 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参股中资银行的同时，并未停止在华设立机构的努力。当然，按照中外双方所签署的战略协议，境外战略投资者只要持有中资银行股权就不得在华独立设置营业机构。但是，当境外战略投资者悉数撤出中资银行股权之后，将可能单独设立营业机构，转而与中资银行开展正面竞争。尤其是在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经营状况了解较为充分、客户熟悉程度相对较高、营销服务方式理解较为深刻的情况下，将对中资银行形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引入境外战投的总体效果 如前文所述，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主要意图主要体现在改善公司治理架构、公开发行上市、引进经验和提升管理等三个方面。我们以此作为特定评价基准，来综合衡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总体效果： 在公司治理方面，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提升了中资银行股权的多元化水平，确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和运作规则，构建并完善了中资银行的内部管理机制、经营决策机制和约束激励机制。 在公开发行上市方面，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客观上发挥了“隐性担保”、“示范带动”和“品牌溢出”效应，大大提升了中资银行在公开路演和发行募股过程中的吸引力和营销空间，为中资银行获得较为理想的新股发行定价，顺利实现境内外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引进经验和提升管理方面，通过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签订一系列合作条款和技术援助协议，在金融衍生产品、私人银行、信用卡等新兴业务领域，在风险限额管理、新产品风险管理以及风险报告等风险管理领域，在岗位评估、科学绩效考核等约束激励领域，在改进内部审计体系、完善合规管理等内部控制领域，中外双方展开广泛合作并取得了一定实效。 回顾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整个进程，尽管在引资之初存在诸多争论，在引资之后和具体合作中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但结合当初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所设定的特定评价基准—公司治理、公开发行上市、引进经验和提升管理等三项指标来看，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总体成效是利大于弊，对于推进中资银行公司治理改革、成功实现境内外公开发行上市、提升经营管理和产品服务创新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樊志刚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何崇阳单位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