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滞胀的楼市、汹涌的涨薪潮，再加上人民币汇改，过去的一个月，中国经济吸引了世界上各种异样的目光。幸灾乐祸者迫不及待地宣称：“中国模式”遭遇了“硕大的黑天鹅”。 但是，说中国增长模式的阶段性矛盾正在凸显，却一点也不为过。楼市对应投资，汇率关联外贸，而薪酬则是消费的基础——这三个问题，指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可是长期以来，我们这辆马车的主要负重，恰恰是驾在消费这个最孱弱的瘦马上，这种模式也就是学界近来一直在讨论的“人口红利”。而我们的现实问题在于：当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实现经济腾飞以后，一直未能及时、系统地完成 “藏富于民”的过程从而优化和提升发展模式；矛盾拖延、发酵，进而扩散影响到另外两个方面。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先是向中国的贸易顺差发难，挑起贸易纠纷。我们的辩解有二：一曰为跨国公司代工，二云劳动者报酬低。一言以蔽之，这个顺差其实很水。但是美国人对于第一点装聋作哑，对第二点反而倒打了一耙：你们的高储蓄，就是让美国人替中国人消费。 不过，说句笑话，中国人储蓄倾向，除了收入原因外，可能真有缘自更深层的喜好。你就说楼市吧，不论国家还是个人，投来投去，始终不能拉动起真正像样的消费需求——我们所谓的投资其实还是一种储蓄。 美国政府最后把强硬的目标锁定人民币汇率，经济学家冲锋在前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费了半年多的口舌，6月19日，中国宣布重启人民币汇改，没心肝的股市应声上扬，大概是勾起了2005年汇改的美好回忆。但更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在于，这是美国1985年针对日本的“广场协议”的故伎重演。 很多人喜欢把中国的崛起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在日本的经济奇迹相对比。那个时候的日本，暴发户遍布全球，大兼并接二连三，西方人心里普遍不爽。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人指责，由于日本保持的日元低汇率，对外国制造商进入日本市场设置间接障碍，导致了美日贸易失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6月21日的《华盛顿邮报》以一种得意难掩的矜持口气描述了30多年前这段公案：“华盛顿利用自身优势影响了日本。” 华盛顿的优势今天依然明显，但即便自豪如《华盛顿邮报》也不得不同时承认：中国不同于日本，因为中国也有中国的优势。但即便先抛开这些“不同”，所谓“一个协议击溃一个国家的经济”，日本自身的失误——它在压力面前手足无措地让日元快速升值——还是难以诿过于外人的。我们比较德国的做法。作为《广场协议》的缔约方，它同样面临升值的压力。德国随后启动的“漫长”而“主动渐近”的升值过程，始终伴随着对《广场协议》的消极抵制。即便面对美国的威压，德国央行依然坚持不干预汇率，只干预物价，“反通胀为纲”，最终保证了德国的持续稳定繁荣。 天道无亲。同一汇改的不同结局，德国胜于日本，根本还在于坚守国内民生与经济平衡这一不变的出发点。回到我们开头谈到的中国经济当前的三个问题，我们的“三驾马车”结构，消费不振是根本，投资与外贸问题为其衍生。而打上门来的汇率问题则是一个杠杆，操纵者不同，后果也随之而放大。任由外人强压，所有积攒的问题同时爆发，就是日本；操之在我，在渐进中成熟，就是德国。 民生方面，十七大提出“增加居民的财富性收入”，共识已然形成，所以“涨薪潮”也不算突如其来，并且相应推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讨论；楼市调控两个多月，素有业内风向标之誉的万科上海新楼盘，与原先内部定价相比，价格平均降幅约20%，算是成果初显；最后说说汇改。《纽约时报》注意到，6月22日，就在北京承诺增加汇率“灵活性”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人民币出现下跌。英国《金融时报》则在同一天提醒说，现在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可预测，面对波动性的加剧，热钱还是不要太兴奋。 经验告诉我们，该来的问题总是要来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算是该来的问题都来了吗？都来了，就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