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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表示，中国下半年将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预示着经济决策高层对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并不看好，今年上半年流传甚广的加息传闻也渐消渐散。
央行的二季度例会也证实了这一判断:“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继续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近三十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变动是宏观经济周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仅从货币供应量M1、M2与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波动相关性来看，M1、M2的周期滞后一年，即是CPI周期，货币政策的调整无疑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我们在看到了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同时，却很少反思它的合理性、合法性。 回顾近十年以来的中国货币政策，我们发现，对它最终目标、中介目标与独立性等三个方面，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分歧，直接导致了当前经济周期中的诸多乱象。 多重目标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随意性 首先，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为何？教科书上的答案，主要包括物价（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当前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一般是单一的，或物价稳定，或经济增长，鲜有两者并重的。 中国在90年代中期以前就实行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最终导致了1994年的严重通货膨胀。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即以物价稳定为主、经济增长为辅。 但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很难一以贯之地以币值稳定为最终目标，而几乎完全成为政府把握经济走向的工具，2007年年末到2008年的政策变化即是此例：从2007年年末的“一防”（防止过热）变成2008年年初的“两防”（防止过热、防止膨胀），到2008年中又转变为“一保一控”（保增长、控通胀），到第三季度之后确定以“保增长”成为主旨，央行、发改委等各部委相继进行政策配合推出经济刺激计划。这完全有悖于法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目标不明确，也使得货币政策短期化、随意性，不仅无法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易造成经济大起大落。 重“调数量”、轻“调价格”的缺陷 其次，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为何？无非两种：调数量（货币供应量）还是调价格（利率）。 自1998年中国改革货币调控机制以后，调数量（货币供应量）就正式成为中介目标，央行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调整来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但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有着相当大的缺陷，其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往往不一致。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创新与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极大影响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作用。 那么中国为何不采用调价格（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一方面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如中国利率并非充分市场化，而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需要有效的传导机制。但更重要的是利率在中国被严格管制，其调整服务于央行的信贷目标，受到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的牵制。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央行的历次利率调整都需要兼顾国有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和利润要求、保护银行业的利润与发展潜力等。 中国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 所有这些问题，都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关。《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做出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在与国务院相关政策“打架”的过程中，央行最后出台的政策往往是根据政府（国务院）的行政指示确定的。在具体的经济决策中，国务院对决策的倾向往往取决于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工信部、银监会等部委的意见。货币政策的决策也就变成相关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直属单位的一盘棋，谁都可以落子。 以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条例规定为例。该委员会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二人、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发改委）副主任一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一人（现无）、财政部副部长一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二人（现无）、金融专家一人（现为三人）等组成（现还包括银监会、保监会、统计局和银行业协会的代表）。在这样一个“大杂烩”中，每个部门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这又何以确保货币政策制定的独立性？作为参照，我们可以看一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核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人员构成。FOMC由12名委员组成，包括7名美联储成员和5名联储银行的总裁，他们在议息会议上通过投票表决定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其部门的单一性为货币政策独立性提供了基础要件。 观察中国经济的现实操作，我们可以看到，发改委主管投融资和价格管制，间接影响信贷政策和通胀管理；银监会主管银行业，直接影响信贷政策，目前甚至直接向银行下达控制信贷规模的命令；证监会主管资本市场，间接影响利率等货币政策的制定；环保部的绿色信贷与工信部的小额信贷也同样影响信贷政策；连住建部都可以针对“第三套住房信贷松动”进行辟谣（7月12日秦虹的表态）——住建部什么时候也可以管信贷政策了？ 除此以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部委影响着货币和信贷政策，如铁道部、国家电网的巨额建设贷款等。换言之，当前的货币政策有如一辆公共汽车，尽管有央行这个司机，但只要在国务院买了票，不仅可以上车，还可以指挥司机改变行车路线，以完成这些乘客（相关部委）的政策目标，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早已被抛之脑后。 货币政策的制定殊为不易，即使决策独立，尚且会挂一漏万，何况众口纷纭，哪里会有一以贯之的有效决策？而现实中一旦决策误判，就会放大经济波动的幅度，带来更多的决策干预，进一步扩大波动的幅度。这会给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的效率损失，形成间隔越来越短的经济起伏周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决策层更应该厘清分歧的根源，勿使货币政策沦为公共汽车，重塑货币政策的“中性”地位。 作者聂日明，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