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本刊记者 岳巍 汪建国现在的每天，如果不出差离开南京，基本是从早7点的环湖运动开始。 起床后环绕玄武湖一周是汪建国每天必做的功课。吃过早餐，有时候汪建国还能抽出点时间看看书，这份惬意在他出售自己一手创办的五星电器的全部股权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2009年，汪建国将第一次合资之后自己手中保留的25%的五星电器股权全部转让给百思买，并且退出百思买中国管理团队。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能够更从容地在湖边散步，在游泳馆游泳，当然还有每天看几页书。 不过，事实似乎在佐证这份惬意是汪建国对自己目前生活略带玄幻色彩的描述，并不完全真实。在旁人看来，他现在比以前显得更忙了。 这是因为拿到出售五星电器股权所得3.69亿美元的汪建国并未如之前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退隐江湖，现在他的新公司叫做五星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旗下除了直接投资的“孩子王”与“好享家”，间接投资也是这家公司的业务范畴。 对于汪建国来说，忙着总比闲着好，甚至他带给身边的商务助理们的工作压力亦显而易见。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的汪使得其工作伙伴们已经习惯了不准时下班的生活，奇怪的是，这份压力似乎丝毫无损汪建国在五星控股内部的权威与美誉度。 在骂老板已经成为职员缓解压力的有效方法的今天，汪建国仍旧收获着公司内部对于他本人的极大尊重甚至是敬仰，以至于更多时候外界的观察者会不无嫉妒地说汪建国除了是五星控股的舵手更是精神领袖。 除了公司内部，外界的人们也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对于汪建国的喜爱。 媒体喜欢汪建国，因为他平易，很容易接近，并且对每一个来访者都表现出谦和与尊敬，尽管他似乎抽不出更为完整的时间与来访者进行他们更为希望的深入交谈，只能在他一个接一个需要参加的各种会议的间隙里见缝插针式的聊上几句。 生意伙伴们喜欢汪建国，是因为他的专注、专心与专业，用一句北京话来说，就是这个人很“靠谱儿”。在这个浮嚣的时代，能够获得这样的评价实属不易，因为“靠谱儿”的背后就是这个人“可交”。在生意场上，“靠谱儿”与“可交”意味着这个人能够获得别人的信任，在商业社会，信用无疑是最大的财富。 唯一对他陌生的似乎就是他所拥有和曾经拥有的那些企业的消费者们。在消费者群落中，汪建国并不像他曾经的同行如黄光裕与张近东那么声名赫赫。 即便五星电器还在汪建国的完全掌控之下时，一般人也未必知道这个易记的普通名字。用家中电器几乎全部购自五星电器的南京计程车司机胡女士的话说，东西好用就行了，知道老板是谁有啥关系。而开设在南京河西万达广场的“孩子王”在得到业界很多人赞赏的时候，大部分消费者未必知道幕后老板汪建国的名字。对于他们来说，购物体验的优良比记住汪建国的名字要实在得多。 汪建国的低调使得他远离公众视线，人们无从了解一个更为真实详尽的汪建国，尽管他的商业版图其实对公众施加的影响足够有力。 下乡与进城 50岁的汪建国人生中的每一个拐点都与中国社会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这也使得他的人生经历显得跌宕起伏。 汪建国的出生地是苏州。在这个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江南名城中，未及度过全部的童年时光，汪建国和姐姐便随着母亲响应号召被下放到农村去，他们去的地方是金坛，那里是母亲的老家。 汪建国的母亲当时是苏州一家电机厂的团委书记，身为国家干部对于国家号召自然要率先响应，于是汪建国与母亲和姐姐一起离开苏州到金坛落户，不久，父亲也来金坛与家人团聚。之后，汪建国便从苏州人变成了金坛人。 金坛是清代文人段玉裁的出生地，同时也是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乡。尽管有着乡里先贤的榜样力量引导，对于少时的汪建国来说，最初的理想却是长大后能够成为一名工人，能够“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这是一个男孩子最初的虚荣心的极端体现，在那个并不丰裕的乡下，成为工人无疑是摆脱贫困的最常规道路。他最终并未成为工人，但是随后的际遇让汪建国始料未及——1981年，从江苏省商业学校毕业之后，汪建国成为江苏省商业厅的工作人员。这无疑超过了他幼时对自己人生所进行的所有规划的规格，汪建国的身份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他由一名“农村人”变成了一名“城里人”。 如果说当年从苏州迁往金坛是汪建国人生的第一个拐点的话，那么这一次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无疑使得汪建国之后的人生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正是经由这个起点出发，汪建国在之后的每一次人生拐点上都做出了现在来看是正确的抉择。很难想象若是汪建国当年实现了自己最初成为一名工人的理想，现在还是不是会有一个在中国零售连锁业曾经并且现在仍然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 很多年之后，汪建国回忆起当初在商业厅工作的日子，最先对访问者讲述的是当年所做的剪报。时隔多年，汪建国仍旧对当年自己所做的几大本剪报津津乐道。这是在1980年代人们保存资料最常用的方法，将报纸杂志上对自己有帮助的文章剪下来，规整地贴在一个本子上，以供需要时查阅。汪建国不记得除了自己之外商业厅还有谁在做这样的剪报，他只记得这些剪报对于他在短时间内学会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并且能够有条理地分析问题功劳很大。 毫无疑问，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中，如汪建国这样的年轻人，都在不自觉中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更何况是身处商业厅这样改革开放的重要阵地。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当时宏大的时代背景赋予了汪建国在短时间内掌握前述技能的能力，那些剪报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当时时代背景的字面化呈现。 很快，汪建国便遇到了自己的又一次人生拐点，这一次除了做出正确的抉择，他还结识了日后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
从学校分配到省商业厅半年之后，汪建国成为“省委工作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工作组的核心职责是推进“江宁地区农村体制改革”。近30年之后，汪建国仍旧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这个工作小组当年的三项工作内容：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供销社恢复为集体所有制以及基层政府成立农工商联合企业。 汪建国在由江苏省商业厅、省农委、省供销社、省委办公厅和省粮食厅各自派员组成的8人工作小组中承担的是“兵”的角色，因为其他七人都是前述各部门的处级干部，其中就包括直到现在说起时仍然被汪建国认为曾经给自己最深远影响的李授章。 李授章，时任江苏省农委副主任，是汪建国所属工作小组的组长。有着农学院研究生学历的李授章在汪建国眼中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在与李授章的交往过程中，虽然已经过去30年，汪建国仍然记得那次让20岁出头的自己大哭一场的经历。 在参加工作组近一年之后，李授章曾交给汪建国一项任务，为自己写一个发言稿。这对于讲话从不需要发言稿的李授章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而对于汪建国则像是领到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很多年之后汪建国说，之所以要他起草发言稿完全是李授章要锻炼一下自己的写作能力。 按照提示的各点要求熬夜写成12页稿纸并几经修改且自觉满意后，汪建国第二天一早交给李授章之后便站在一旁内心忐忑却踌躇满志地等待着后者对自己工作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