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3年，时年59岁的吕渭川即将退休，他面临的选择是：从之前担任董事长的中国最大的制药商——华北制药集团退居二线，担任顾问；或者到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任主席。
但吕渭川毫不犹豫选择了自己创业。对他来说，在华北制药集团的40年中积累了各方面资源，早已想在生物新材料领域进行拓荒，于是创立了天津国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国韵”），尽管这家公司的聚羟基脂肪酸酯（下称“PHA”）产品还处在研发阶段，却已经以其产品在节能环保上的突破意义受到了帝斯曼风险投资、青云创投等机构的追捧，这位花甲创业者的另一段精彩才刚刚开始。
资源整合家 从生物技术领域进入新材料领域，吕渭川认为并不跨行，PHA的生产方式与生物医药类似。可降解并能够替代塑料的生物材料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有三类，即改性淀粉、聚乳酸（PLA）及PHA，与PLA相比，PHA的性能更好，且不需堆肥进行降解。 尽管PHA早在1925年就被人们发现，但产业化发展一直没有跟上。实际上，将菌类培养的PHA转化为可以为人类利用的新材料，绝非一时能为之，除对于应用性的深入探究并将生产规模扩大，还需要将涉及到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的技术进行整合，这对于只在某方面精耕细作的技术人员是最大的难题。 但这在吕渭川眼里并不复杂。创业本就需要大量整合资源，他迅速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华北制药集团从技术员做到董事长，技术出身的他对相关学科都有所涉猎，曾经带领团队解决了生物技术的工程化，在实验室项目产业化方面经验丰富。而在新材料行业，各类技术的整合更是聚“人”的过程，“有些人才可以吸引进来，有些尽管永远不会成为公司的一员，但能够想办法建立合作。” 从2003年开始，吕渭川用“分期分批，为我所用”的方法，迅速组织起一系列技术精英。在PHA产业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在实验室构建菌种和优化工艺，即“上游研发”，提高产率和转化率的人才组成了公司的技术中心。 之后将实验室里的成果放大规模的“成果转化”，以及针对不同加工需要的“应用性研究”，天津国韵都需要与一些院校进行委托研究。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汕头大学多学科研究中心等机构都是天津国韵的技术合作伙伴，由公司出资，这些机构进行研究并担任发明人，专利则归公司所有，对研究成果拥有独家使用权，而产品销售所得的利润又拿出来资助研究机构。 实际上，吕渭川本人就是1990年代初“产学研联合”的发起人之一。与医药不同，材料应用研究的产业链更长，天津国韵董事会秘书金明透露，公司聚集了10余家研究机构组织，“也只有吕总这么资深的人士才能与他们顺利对话”。吕渭川在其中既是技术组织人又是创新发起者。 “餐盒”战略 从“上游研发”做到“成果转化”，对于一家生物新材料制造商似乎已足够，但吕渭川考虑最多的是“应用性研究”。构建天津国韵的产业链初期，吕渭川几乎预想到新材料问世后的情况：下游的加工企业不了解这种新材料，对能否加工、能否获得满意的表现更需要反复尝试，由于PHA比其他材料普遍贵3倍左右，如果PHA适用性的实验几次不成功，加上时间成本和原料成本的双重阻碍，便很难进行下去，新材料的推广很容易胎死腹中。
适用性尚无法确定，成本问题又显而易见，这是PHA等新材料面临的最大难题。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无法回收的塑料制品已经被禁止使用，但目前还没有政策明确提出使用可降解材料。留给天津国韵需要自己摸索的，恰好是困扰同行们已久的问题。
在PHA原料基础上，添加改性剂或其它混料，成为粒料；再将粒料转变成膜、片、板、纤维等材料；最终将材料加工成终端制品。吕渭川最终的决定是，将传统塑料制造中的四步，即原料、粒料、材料和成品，有选择性地介入，做成示范线。其目的很简单，公司最主要的产品是原料和粒料，但等待量产之后再进行应用研究为时已晚，只有自己做出示范线，让合作者亲眼见识到PHA替代塑料的本领。 吕渭川第一个想到的成品是餐盒。传统餐盒需要的发泡塑料已经被淘汰，但曾经屡禁不止，说明了需求的旺盛，而以PHA替代后，耐热、不渗水油、与食物接触安全等特点可以超越其他材料。 而真正让餐盒成为天津国韵PHA的第一个项目的原因还是价格。PHA的成本是传统塑料的3倍，但发泡后的材料用量仅为后者的1/4，因而在成品价格上能够做到接近甚至更低。不过由于发泡和吹膜是塑料制品中最难的两种工艺，从2005年开始，天津国韵在发泡餐盒的试验中就开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吕渭川亲自带队研究发泡工艺，每周都会安排2～3次发泡试验，每次都会调整配方，甚至手把手帮员工试验。 天津国韵很快就将研制成功替代塑料的PHA发泡餐盒。而在加工技术方面，天津国韵和北京化工大学进行了长期合作，探寻材料的热稳定性，用以改变工艺，塑造熔体强度。 创业6年来，吕渭川构建了四条产品示范线：粒料加工、发泡、吹膜和单丝纤维，在成品车间为用户演示PHA的产业应用。“应用渠道也是我们的销售渠道，这是新材料和原有材料不同的地方，即使产品线不能量产，但也要告诉对方，我们的材料有制造成品的能力。” 资本共舞 2009年第四季度，天津国韵位于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万吨PHA生产线刚刚投产，尽管晚于预期半年，但在行业中依然可算高速。吕渭川称：“如果是做IT行业，到第6年时还未进入市场，显然无法生存；如果是做生物医药，第6年投放市场，就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幸好我们是做新材料，现在的进程已经很令人满意。” 在员工眼中，这位老领导有种锲而不舍的力量，创业初期就做好了埋头研发多年的准备。吕渭川将他的思路归结为三个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应用研发平台，以及基于这两项的融资平台。在实验室阶段，他就开始着手构建融资平台，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后顾之忧。 2004以来，初创的天津国韵从国家科委、财政部、天津科委、开发区等各级机构获得了778万元的扶持，并且吸引了4家投资商的投资。虽然拥有了初期资金，吕渭川也发现了现实与预想的差距，他曾希望能够一次性融资到位，但在没有产品的情况下，只能按部就班。 2006年，天津国韵准备了第二轮融资，而在此之前，天津国韵已从实验室的规模扩大到1立方米的中试阶段，并在1年后变成158立方米的大罐，每批能产10多吨。实际上，产业化中这必不可少的一步就已禁锢了不少同行的发展，有些技术人员并未做好产业化准备，甚至借用其他企业的厂房进行中试。 成果初现时，嗅觉灵敏的投资方已经准备好对天津国韵的资本协助。首先关注天津国韵的是世界化工原料巨头——荷兰帝斯曼集团旗下的帝斯曼风险投资，在从煤化工转向生命科学之后，对方很认同天津国韵的理念。之后，找上门来的风险投资商一家接一家，从崇德基金、青云创投“中国环境基金”，到北极光创投和凯鹏华盈，天津国韵迅速汇聚了7大股东。 吕渭川透露：“目前在一些资本高手的建议下，我们正准备上市。像美国的同行虽然还没有产品出现，但已经拥有了4亿美元市值。从发展的角度，这的确能够为公司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对话吕渭川： 我向往自我挑战 创业邦：您在退休之后又开始创业，您对创业有怎样的理解？ 吕渭川：创业看似从零开始，实际上与创始人的资源密切相关，你必须有能力去整合各类资源，从技术到人才以及资本。没有过经历的人成功率肯定会低一些，但我的优势就是资源整合。我觉得退休后创业没什么劣势，我和年轻创业者一样，自己开车上班，平时喜欢运动，乒乓球打遍公司无敌手，他们正在琢磨培养出个陪练和我对垒。 创业邦：您在大型国企里做到了最高的职位，有什么样的感悟？ 吕渭川：创业之前，有朋友曾问过我退休的打算，我的回答是，在脱离国有体制的基础上做一些事儿。在国企那些年，虽然是企业家，但感觉更像职业经理人，国企在大的框架内业能给我们一定的发挥空间，而我真正向往的是能够挑战自我能力的自主创业。 创业邦：对于天津国韵这种需要长期研发的企业进行融资，您有哪些心得？ 吕渭川：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生物技术企业融资的报告。有人说创业初期资金就来自3F——家人（family）、朋友（friends）、傻瓜（fools）才会给你钱，我在创业初期就符合这个定义，最早是亲友们资助的，完全是因为信赖我个人。 对于后续的融资，我想技术型企业应该有几点关注。首先，要从原来单纯依赖技术过渡为不仅靠技术，还要靠资本，这需要观念的改变。另外，技术出身的创业者需要与投资人用同样的话语体系沟通，对方关心的不止是你的产品卖出去再获得利润，还希望看到企业估值的增长，是否能够以高回报的方式退出。当然，对于生物技术领域，权威的投资评估机构不多，所以我的方式是摆正位置，按部就班。创业的伙伴必须得找志同道合者，而投资人只需找同路人即可。 创业邦：作为一家生物新材料企业的创始人，您如何看待创新？ 吕渭川：创新就是超前意识，可以是新东西，例如你的产品是人们5～10年以后会用到的；也可以是老品种的改良，要考虑让其更有生命力，例如在生产方式上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让价格更便宜。 创业档案 姓名：吕渭川 年龄：66岁 公司成立时间： 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