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他侥幸心理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相信佛道之说。沈多文说，在深圳龙华厂内有一个层层绿叶遮盖的寺庙，郭台铭每年都会带着“台干”们烧香拜佛。当富士康出现连续跳楼事件时，郭台铭不是及时反思工厂问题，而是去五台山找了一个高僧为员工祁福。这听起来有点可笑，也或许是郭台铭有意忽略掉一线员工这部分的管理成本和时间。但什么事物的承压能力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当一线员工逐渐由越来越多90后、80后组成时，必然会加速问题的爆发。深圳市政府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员工中80后、90后占了总人数的91.3%，其中入职半年之内的员工人数达22万之多。这就是郭台铭意想不到的催化剂。
李明强为什么想得开，因为他已经27岁了，承压能力比较强。不过，他觉得反正就是混日子，上面没关系，升职是不可能的，过几个月他就回云南老家结婚，再用这两年的积蓄做点小生意。他离去后的职位，很有可能由另一个90后孩子取代。 沈多文几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富士康模式的巨大缺陷，因为他也是这样一层层给自己解压的，“否则我也生存不下来，链条越来越刚性，就越容易断。”现在就真的断了。多达12起的员工跳楼事件，让富士康的这种缺陷完全暴露出来。在处理员工、客户、股东关系时，富士康恰恰把员工的利益摆在了最后。 如果没有一线的员工，富士康赖以运转的动力就完全消失了，因为他们才是压力的最终化解者。但这一点郭台铭醒悟得有点晚，“员工第7跳”时，富士康还在对外说，“我们已经尽力了”，到“员工第10跳”时沈多文面前摆了一个“不自杀赔偿协议”，还没等到签，那边发生了“员工第11跳”，此时郭台铭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但那时他已经乱了阵脚。”沈多文这样认为，“他还要出来控制局面，但这是代工模式的问题，他又怎么控制得住？”在郭台铭出面后发生了“员工第12跳”，这时整个富士康才幡然醒悟。 出路在哪 李明强那条生产线缺了好几天的人，也没有补上来，要在过去每天都有新人进来、老人离去。生产线上再没有死命的任务量，而是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工人也不再连班。6月1日，李明强还看到了贴在墙上的“涨薪通知”。通知说从6月1日起一线员工的底薪由900元增加至1200元。没过几天，富士康又决定，自今年10月1日起，富士康深圳各个厂区的作业员或线组长，通过三个月工作后标准薪资再可调升为每月2000元。 除了加薪之外，富士康还做了其他安抚员工的措施，比如建立24小时通报机制、构建关爱平台、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富士康心灵之约”系统工程，执行“周休一日”制度，开展加班管控保护稽核，还要为每一栋大楼铺设了防护网。短期内，富士康也停止了对外招工，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员工的情绪。这些到底会耗费多少成本呢？ 花旗环球证券曾评估，以员工加薪两成计算，可能造成鸿海精密（鸿海在台湾的集团上市公司）每季获利减少10%~12%，而加薪三成后，则会使鸿海精密每季获利至少减少15%~17%。这还只是加薪的损失，生产线的不饱和运转也会记入成本之中。要知道，代工厂的压力首先来自于过去高速成长时所投资的一栋栋厂房、一条条的生产线。如果没有订单，每一部赚钱的机器都有折旧的负担。沈多文说：“有些订单，就是用来填补产能利用率的。” “跳楼事件”后，郭台铭想让政府和客户去分担成本。这有多大的可能性？诺基亚负责与富士康接洽的林辉斌表示，“我们的价格协商是有一定流程的，不会因为突发事件而随意涨价降价。”据他介绍，富士康是诺基亚的一类供应商，负责整机成型和配套的外壳、机械件等零部件的生产。同级别的供应商会有几家客户，目的是降低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当某家供应商因为突发事件或者其他原因，生产不能跟上时，诺基亚可以迅速将生产转移到其他的供应商。另一个方面是，和多家供应商合作，可以增强他们之间的竞争，诺基亚更具有议价能力。业内普遍认为，寻求客户提高代工费的想法只是富士康用来缓解股市行情的一种说辞。在宣布涨薪的当天，富士康国际（鸿海香港上市公司）开盘后10分钟，股价报5.44元港币，下跌3.88%，跌幅超过恒生指数下跌比率。3年前，富士康国际的股价曾高达25元港币。
也有人说，富士康二度加薪是为了掀起华南地区一线员工工资的普涨，这样下来，下游客户厂就不得不全面提高代工费。但是，伟创力方面否认会因为富士康的涨薪而涨薪，如果真的要涨也是每年必然要做的事情，“而且伟创力员工的总薪水只占总成本的1%，涨薪影响不会构成很大的成本压力。薪资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员工有时候更希望拥有的是归属感。” 富士康确实应该思考，为什么其他工厂的员工频繁加班却没有出现跳楼的情况？富士康员工数量众多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企业运作模式的问题。富士康也有员工休闲娱乐的场所，但员工没有时间休闲，外界猜测这些设施只是为了应对苹果或诺基亚等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调查。
富士康过于只看客户和股东的需求，忽略了对员工们的管理（包括物质和精神）。因为富士康太大了，它需要不断增长的规模才能平摊成本，获得稳定增长的利益。但现在，因为跳楼事件，富士康必须抛弃原来控制成本的方法，它将面临的问题是：扩大规模，势必要增加管理成本，那么客户就要重新考虑是否应该选择比富士康管理成本更低的代工厂？ “郭台铭在2005年时应该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沈多文回忆起当时郭台铭给他们开会时曾说道，富士康要向科技转型，“也就是主导产品设计理念”，“这个概念与代工模式已完全不同，代工几乎没有定价权，但如果像苹果那样主导产品设计理念，就有了。”沈多文说，上网本曾是郭台铭试水之作，但可惜很快被平板电脑所取代，上网本没有主导成功。“一个如此庞大的代工企业，想要转型主导产品设计，谈何容易。”富士康骨子里流淌的都是代工的血液。 2009年郭台铭又酝酿“万马奔腾”计划，试图在内地开设1万个门店，以抢占零售业，他的如意算盘昭然若揭：控制住终端零售，谁还敢不让我代工，谁不让我代工，我就不卖谁的产品。这是一条龙的服务和预谋。但谁也不是傻子，客户绝对不会支持郭台铭搞“万马奔腾”计划。果不其然，2010年已过半，该计划只在深圳工厂外开了一家门店，还仅对内部员工销售。 在转型计划迟迟不能落地的时候，“跳楼事件”却提前将所有问题暴露在公众眼前。郭台铭到了必须拿出对策的时候。但决不是甩掉社会责任、转嫁涨薪成本这么简单，他需要真正的转型。郭台铭能做到吗？ 从沿海搬到内地，成为他最后的杀手锏，也符合郭台铭经营多年的成本理念。在他的新规划里，深圳这样的高成本之地，只能生产苹果这样相对较高利润的产品，内地将承接富士康所有的低廉代工业务。这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案。据说，富士康希望在深圳为苹果建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包括之前苹果为控制利润而打散生产的零部件。但这都只是富士康一厢情愿的想法，苹果与其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有传闻称，受“员工跳楼”事件拖累，品牌形象受损的苹果正打算将订单转移到富士康的对手苏州和硕联合公司。富士康需要改变的绝不只是工厂的位置，而是彻底改变单一的代工模式。 深圳傍晚7点半的天空，还没有全黑。沈多文走出富士康大门，身后是严肃认真的三个女保安，她们褐色的制服很快融在了渐暗的天空中，只有她们身旁刷卡机上的红灯一闪一闪。沈多文没有回头看，他知道，一切都很难改变，或许他正在思考如何离开富士康，而不只是深圳。 ************************************************************************************** 富士康VS苹果 自1994年获得苹果计算机iMac的机壳订单之后，富士康与苹果的合作便很好地延续下来，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苹果公司目前来看无疑是全球最性感的公司之一，其系列产品让全球粉丝趋之若鹜；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规模极大，效率很高，但是相对粗暴的管理模式却让员工走上不归之路。而在全球化时代，最性感的硅谷明星企业和最粗暴的代工巨头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在是匪夷所思。 郭台铭 VS 乔布斯 1950年生于台湾，1966年进入台湾“中国海事专科学校”学习，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73年出资10万元新台币，与朋友在台北县创立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塑料产品。不过一年时间，因经营不善，原股东逐一退出，企业成了他的全资公司，也就是之后的鸿海和富士康。郭台铭白手起家，善于把握时机，做事坚定执着，勤奋好学，注重客户需求，管理苛刻，讲究细节。 1955年生于美国，17岁进入REED（里德）大学就读，但仅6个月后就中途辍学。1977年与好友创造了苹果公司，却于1985年被合作伙伴扫地出门，自己创办NeXT公司。1996年该公司被苹果收购，1997年乔布斯再次成为苹果CEO。2004年，被诊断出胰腺癌，苹果股价重挫。2009年7月，乔布斯归来。乔布斯从小痴迷电脑，拥有伟大的产品梦想，做事坚定执著，勤奋好学，注重用户体验，擅长精神感召，不拘泥于形式，热爱创新。 iPhone4 VS 跳楼 6月7日（美国时间） 苹果发布iPhone4 6月8日（中国时间） 鸿海集团召开股东大会，郭台铭再次解释员工跳楼事件，并表示会向客户（如苹果）提出增加代工费的要求。 苹果和富士康虽然同处一条产业链之中，但公司的运作模式却截然不同。有调查表明，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苹果对代工厂的保密制度要求极为苛刻，富士康为了苹果需要严格保密的生产线设立的专职保安规模高达四五百人，是整个厂区保安数量的三倍多。在成本控制上，苹果将产业链的各个零部件等分工环节全部打散了，零部件由苹果直接与供应商纵向采购，从而封死了代工企业的利润提高空间。 因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已严重影响了苹果的品牌形象，目前的消息称，苹果可能正在考虑从富士康撤走部分订单，而转移到富士康的对手苏州和硕联合公司。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苹果在经济上会面临损失风险，但在品牌的正面效应上无疑是加分的，孰轻孰重很难用金钱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