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方舟子:没有，他们即使跟我沟通，我也不跟他们沟通。我也不希望跟被我打假的人面对面对话，没必要。因为面对面，很多话说不出来，生活中我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人。何况，如果跟他接触，到时候传出去我对他进行敲诈就不好了。那种私下要跟我接触的，我都不理。 《新民周刊》:以往的造假事件往往都是不了了之，这次的唐骏事件，会这样吗？ 方舟子:这次也很可能会不了了之。因为这就看舆论的压力有多大，以及唐骏新华都的老板怎样去看这件事。现在他牵涉到盛大公司200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时公布的招股书的问题，招股书说唐骏是西太平洋大学电子工程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电子学的双料博士。在招股书里提供有关高管的教育背景的虚假信息，在美国可是很严重的，是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有两种途径可以追究:其一是美国证监会可以起诉他，其二，股东可以去起诉他，这会比较麻烦。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你在博客上说，7月2日接到恐吓电话，已报警。这种情形，在你从事学术打假的过程中，常有发生吗？ 方舟子:那是第一次接到恐吓电话，一个男的跟我说，“小心点，这几天有人要整你”，就挂了。以前通过电子邮件、网上留言的恐吓也有。2007年，我被3个男的跟踪上门来恐吓过。 压力是肯定会有的。主要是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特别是我的朋友、《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前段时间被人打了以后，他很可能是因为跟着我们一起打假被牵连的。他们也许不敢动我，但可以通过动我的朋友来敲山震虎，吓唬吓唬我。我只能说，因此更小心一些，也不能因此就退缩了，否则那些人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有人说要告我，我也不怕，因为我前面已经有十几起官司了。 《新民周刊》:唐骏如果因此起诉你，你也有心理准备？ 方舟子:有，我不怕。唐骏如果起诉我，我也会反诉他，因为他说我造假，说我是个疯子，他的秘书又说我是偏执狂，我要反诉他，也有理由；但他如果不起诉我，我没必要为此打个官司，为这些起诉他，完全不值。 《新民周刊》:今天如果还有人在你面前说，唐骏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奋斗，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今天的成就，充分说明了他个人的才干和魄力，而非区区的学历可以代替……你会怎么回应？ 方舟子:对唐骏真实的个人奋斗的历史，我不作评论。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后来的成功，是因为利用了微软中国的这个招牌，只有在中国目前比较不正常的环境下，才会出现这种“成功”。 我看的只是他说出来的那个历史，我觉得有很大的水分，我们就当作小说来看吧。我没什么羡慕的。 “我可能是最理性的打假人” 《新民周刊》:白岩松说，“打假就是一个真还是假，而不是道德跟人格的升级”，他希望你更理性一点，你觉得你理性吗？ 方舟子:我可能是最理性的一个打假人，都是在讲事实、摆道理，没有哪句话是胡说的。白岩松这样说，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觉得我比白岩松更理性，而且我说话很谨慎，都是在讲事实、讲道理，不是泛泛而谈道德，不像白岩松，什么话都敢说，他才是真正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新民周刊》:现在，你有时候会有一些自我反省吗？这么多年来，你的打假，从来没出现过失误吗？ 方舟子:第一，你说的经常要去反省的那种人，我觉得是心理还不够成熟，我认为我的心理已经足够成熟了，我比较慎重、理性，不会乱说话，不会信口开河，我性格是这样。 由我本人写文章的打假，有过一些细节的错误，但整个打错了的没有。我自己要出手，那肯定是很有把握的。但有时候在细节上也有可能搞错，我发现了，就赶快澄清、更正，道歉的也有，在新语丝上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由别人打的假，有个别是错了的，发现后我们马上更正，我们欢迎被打的人澄清，大部分是越澄清越糟糕，也有少部分人是把事情讲清楚了的。 所以，你看我在我微博上说，“方舟子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世的任何忠告”。经常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包括白岩松也是，很可笑！我又不是一个对人生还迷茫、对自己的做法还搞不清楚的小孩，需要你们告诉我怎么做，我都是这么大的人了，也有足够的成熟、自信了，而且不管在道德、学识上，我也不觉得他们那些人比我高明，我为什么需要听他们的忠告？！我又不需要有一个德育教授或顾问告诉我怎么为人处世。 《新民周刊》:有人说你打假的时候喜欢“扣帽子”，你怎么看？ 方舟子:什么叫“扣帽子”？你把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扣到了别人的头上，叫“扣帽子”，比如一个老实人，你非要说他是骗子，这才叫“扣帽子”。如果说指出的是事实，你的大学本来就是“野鸡大学”，这不好听，但不叫“扣帽子”。
我以前喜欢引用鲁迅的话:说一个良家妇女是婊子，是骂人；说一个婊子是婊子，那不是骂人。 《新民周刊》: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喜欢较真的人吗？ 方舟子:在学术上，涉及到重大的真假问题、事实真相时，我是较真的。但在生活中，我实际上是一个随和的人，不会去挑人家的刺。 《新民周刊》:从事学术打假10年，现在，你会有重复或疲惫的感觉吗？ 方舟子:你说的重复，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每天都有一大堆人给新语丝投稿，我不能把这个平台关了，以后还是照这个惯性下去。实际上我本人主导的打假是越来越少了，一是我时间有限，二是我兴趣不在这里，我还是更喜欢去写科普、文史方面的文章。像唐骏事件，就是无意中碰上了，路见不平而已。 我没觉得累，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即使没有这种热点事件，我也要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来看这些来稿、举报，登之前还要做一些基本的核实，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义务劳动，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十年来就是这样。我们新语丝名声很好，质量把关很严，这种事情也没法交给别人干。 《新民周刊》:在中国，“方舟子现象”存在多年，你觉得你是一个另类吗？ 方舟子:在中国人中，我属于另类。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都讲要以和为贵、不得罪人、做人要厚道，像我这样较真的、不怕得罪人的，还是比较少。就像鲁迅，也属于中国人中的另类一样。 “方舟子现象”之所以会存在，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造假实在太泛滥了，确实也需要有人出来打假，这种造假，该管的部门不管，那只能靠民间的力量来管一管了。国外也有类似我这样打假的人，他们很受尊敬，比如美国的打假人士史蒂芬·巴雷特，但他们可能没有我这样大的影响力，因为国外的假没有中国这么多，另外国外的监管机制也比较健全。 《新民周刊》:你现在还那么理想主义吗？ 方舟子:理想主义加英雄主义，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笑) 《新民周刊》:像堂吉诃德？ 方舟子:我不像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战风车，那是虚假的幻想；我是非常理性的人，不会有幻想。中国现实我是很了解的，我对学术打假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也不会很失望。 《新民周刊》:现在有人说你“刻薄”，你会怎么想？ 方舟子:我觉得，对造假的人，尖锐地指出他的问题，那不叫刻薄。刻薄对应的是厚道，在生活中人的确是应该比较厚道，我对朋友不会刻薄，但涉及到真假、是非的问题，就应该不讲情面、只看是非。做人厚道要看对谁来说，对那些招摇撞骗的人厚道，就是对那些被他们骗的人不厚道。 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要打假打下去，必然树敌会越来越多，而且打一个人，会牵扯到一大片，唐骏事件就是这样的。我不怕得罪人。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没必要为了争取别人而牺牲原则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