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你做批评就是做实事，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文人你不希望他批评，难道希望他从政吗？ 特约记者/燕舞 不知从何时开始，1972年出生的吉林小伙罗永浩就被人称为“老罗”了。 “老罗英语培训”位于北京新中关大厦12楼，他亲自设计的招生广告闪烁在附近地铁过道的灯箱上，会议室里还看得到老东家“新东方”的北京总部。2001年3月至2006年6月，高二就退学、自学英语的老罗在“新东方”当起了GRE培训教师，他的“一哥”地位直到离开前半年多才被一位新来的词汇老师改写。 老罗活泼、幽默且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授课内容被新东方的学生们悄悄录音，并于2003年左右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由于我的没出息，第三年我就应该走了，但是为了养家糊口，又忍了两年。”2006年6月，五六十万元的年薪再也阻挡不住老罗对自由天性和“舒服”境界的追求，他不能忍受上市在即的“新东方”的日趋商业化以及对最初理想的背叛。 老罗和“新东方”的恩怨并没有写入新近出版的自传性作品《我的奋斗》。离开“新东方”两个月后，老罗开起了云集各界明星博主的“牛博网”，并在2007年关注厦门PX项目和拯救黑窑奴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募资捐款的活动中出力甚巨。 2008年5月，老罗又开起了“老罗英语培训”，合伙人黄斌从尼日利亚经商归来，这位发小的几百万元投资被轻而易举地拉来完全归功于老罗“人格的力量”——黄斌告诉他:“当年我换毛片看的所有朋友里，你是唯一一个从来不把长的转成短的来骗我的。” 自2009年年初关停的“牛博网”还在等待着第五次开张，老罗像他的朋友韩寒一样编起了同名杂志《牛博》，8月就要面市了。老罗粉曾轶可，仅仅因为她的歌声中“那种带有缺陷的、朴素的、打动人的东西”，所以不遗余力地说服周云蓬、张玮玮等人帮她录歌，但他并不介意曾轶可不能参加《我的奋斗》在北京的首发式；他和他的同事还正筹划着组建一个乐队。 为了回应网友质疑，老罗郑重其事地主动“召回”《我的奋斗》，但迄今只收回两本退货。后续印刷中，老罗的专业精神细化到纸张的选用。这个应试教育的成功叛逆者的自学能力很强，小到出版细节，大到培训机构的管理，都是自学得来的。 老罗自信，不乏骄傲，竭力追求他推崇的善良、诚实以及所有“年轻时认为的那些正确的、美好的、理想的东西”，他做人的目标应该就是将自己和那些缺乏这些美德和操守的各色“流氓”区别开来，他欣赏的“成功人士”是“只要自己活得开心，而且坚持了自我”。对于《我的奋斗》的报道和评介并不鲜见，但显然，网上一位“80后”的评语“大朋克罗永浩”最得老罗的心。 两个小时的采访进行到最后，老罗实在坐不住了，站起身答问的他还真有点马上就要去“亲自授课”的架势了。 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是对付 《新民周刊》:你说如果有不满意的可以退这个书，有读者退过吗？ 老罗:现在就退了两本。当时定这个规矩，我们同事还紧张，现在发出去了10万册左右，万一退个一两万怎么办。我说不可能，退个一两千都不错了，3000本就是极限了。 《新民周刊》:(老罗接电话……)刚才听你打电话，你对纸张的型号、厚薄什么的很了解。 老罗:对。我开始做公司之后，感到在中国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从事专业技术工种的人全都很不专业。这个是我们国家发展状况决定的。你去印刷厂，比如我们去找设计师，我让他给我出一张图，发现这个家伙做了4年设计，操作Photoshop会的快捷键没有我多，这就很让人寒心。 一个小伙去印刷厂跟我追色，这个在发达国家是难以置信的。比如我有个朋友“老六”张立宪编《读库》，每一册出来他都半夜去印刷厂盯，现场调色，因为不能放心那些人给你调的色。 张立宪是个编辑，那儿调色的是专门的技术人员，结果你一个吃专业饭的调得不如我一个文字编辑。这个没有技术含量，就是你不用心。 《新民周刊》:你对这些技术细节这么熟，是因为这次出书吗？
老罗:不是，有些是以前知道的，关于图书出版的知识很多是被迫硬着头皮自己去研究的。其实我只是Google了两天，基本就明白了。但是那帮孙子，他们的特征就是全都给你对付。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是对付。 这书第二批印的总共7万册，光盘有半数左右是不读盘的，那是光盘厂那边出了问题，他们也承诺有问题的都给免费调换。但是毕竟恶劣影响已经出去了，所以我后面印的，印厂是指定的，纸张是指定的，然后负责的技术人员有必要的话也是指定的。在中国，你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得好一点，你就会很痛苦，因为所有人都在奉行一个原则:差不多就行。 我的动机不那么纯粹 《新民周刊》:我读你的书的时候有感动的地方，即人的可能性跟人的有限性。人的有限性，就是不一定这个人他的品格多么高尚，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很世俗的原因，客观上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你要有坚持，不“助纣为虐”，在合适的机缘下还是能做成事情的。 去年巡讲的时候，当时专门要求挂一个横幅，说你这是“非公益”的演讲？ 老罗:对，去年高校巡讲是我以培训学校的名义去讲的，那到这些高校去你就是为了商业，但是高校不允许你上去演讲推荐产品，但他不排斥你是一个企业家。 那像李开复这种就可以假装青年导师，整天跟你讲什么“成长的10个启示”，讲一些陈词滥调的人生观。讲得没什么意思，但是他是个企业领袖。其实也不是企业领袖，就是个打工仔嘛。 不管你是“打工皇帝”还是企业老板，你去高校讲这些东西，肯定或多或少是有商业目的的，那你不提不就好了吗，你就说我是一场演讲。但是这帮家伙很喜欢打上“公益演讲”。你心虚个屁，高校没有要求你必须打上“公益”，你自己不要脸然后还在那打“公益”，就是很伪君子，我看不惯这个。 在我们英语培训行业里，半数以上的都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去登台演讲就有个心理障碍。我们可以不讲商业内容，但是我来还是间接地为了商业目的。 所以呢，我注意到他们都在打“公益”，我就想打个“非公益”以示区别。你也可以认为这是炒作，没有问题，它具有话题性。我每次做事情的时候，动机都不是那么纯粹的，但是我不介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做这件事是诚实的，同时我提到了宣传、炒作的作用，不会为此觉得不体面、难堪或者良心不安，没有任何问题。 《新民周刊》:你有这种强调和区分。而我会经常关注一些图书排行榜，觉得中国存在一种大面积的人格分裂，不单单是那些高级白领，他们可能迫于工作压力会看一些讲养生讲生活方式的书，但是他自己的工作方式就是不健康不环保的。甚至知识分子在上电视做嘉宾时讲一套，现实生活中他可能去跟人家争教授职称、一些科研项目，总是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对于这种犬儒主义，他会有借口说不得已啊，迫于生存压力。 老罗:对，这个社会到处都是那些脑子分裂、精神糊涂的这种人，比如他自己每天干那些缺德事、违法的事去赚钱，但是对别人一些个人的选择还强烈地鄙视。你整天干那些生小孩没屁眼的缺德事，结果你还觉得比人家高尚。就是特别分裂，而且完全不自觉，全是这种人。 《新民周刊》: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商业发展和一些利益分配环节的驱动，也可以形成一个机制来鼓励大家讲真话，或者尽量不违心尽量不讲假话？ 老罗:整体上还是高风险的选择吧，至少在起初的时候，必须有你信奉的一些东西来支撑才可以。但是到了一定阶段，有人因此获利了，比如我，那么后边就更容易了。但是在起初的时候，如果是为了就像你说的有一个奖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人愿意去说实话，这个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你在中国，单纯是为了生存方面的好处、现实利益的好处的话，说实话是高风险的选择，撒谎、同流合污是一低风险的，所谓升官发财的成功也是可以预期的。 《新民周刊》:我来的时候看见你们公司的广告，也看到很多“新东方”的，你当初因为“新东方”上市前有很多商业化的行为而退了出来。那你现在这个培训机构慢慢壮大，到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老罗:起步的时候是最艰难的，起步的时候面临的是生存与死亡，将来就是多挣少挣的问题，你要耍个流氓，今天就是20亿，你不耍流氓，今天就是15亿，那5个亿他怎么舍得放掉呢？但是我现在启动资金只有300万，是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就做到了。我们的员工一辈子没有用过正版的Office，是到我们这里才第一次用的。 加班全部给加班费，而且是主动打到卡里的。你看他们其他企业，还是上市企业，要经过5到6个部门带有侮辱性的手续后才能领到加班费，使得很多人主动不去领加班费。而我们是主动打进卡里的，我们没有赖过一分钱。其实我们加班也不多，就是偶尔，而且我们“五险一金”，签了正式劳动合同。 我经常和我的员工在开会时吹牛皮，说我们这个企业虽然不大，但是所有的都是大企业(的做法)。除了规模不大，所有都是大企业。而且我们会计做一套账，这也是他们想不到的。在中国有多少国企只做一套账的？我之所以这样也能做下来的原因是，我选择上的明智。教育培训在中国年年当选十大暴利行业，这也是为什么让出一部分利润，我们没有倒闭的原因。 如果我们去做制造业，制造业利润3％～5％，按我这个方法去做，肯定做不到就倒闭了。这个期间我是很焦虑的，每周平均睡觉不超过40小时，如果一旦赔光，以我的性格，肯定要到处打工，把我这300万的债务还上。虽然法律上不要求还，事先要求不要还，但我丢不起这个人。因为机构投资是纯粹赤裸裸的商业行为，但是朋友的钱是有信用在里面的。说是投资，但是真的一旦赔了，你也不好意思不还给别人吧？你把这个钱还上，你才是一个牛逼的人。马克·吐温就是这么做的，马克·吐温做生意赔光了，破产了不用还那个钱，但是他丢不起那个人，所以他下半辈子到处去写书做宣传，做演讲，把这个钱还上了。我肯定也是这样的，年底发双薪的时候我的手是抖的，因为我一直在亏损，每个月最多亏的是20万，但我还是给他们发双薪，就没有耍过一点流氓。 很多失败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新民周刊》:一路走来，你对理想主义的宣扬和实践让我很有敬意，但是这也会跟机遇这种小概率的东西有关，比如做牛博。 老罗:跟经验也有关系。 《新民周刊》:你的朋友黄斌给了你投资，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人在这个时机出现，有可能你现在就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老罗:对，可能会做得更吃力。所以，我就特别讨厌那些成功人士升了官发了财，然后出来讲，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你只要没成功就是不努力。我们失败的时候，有很多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当然主观因素也很重要。你成功了固然有你努力的内部因素，但外部因素也同样重要。有的人就是比你聪明，生意做得比你好，但是他接二连三地碰到意外，那你还怎么搞呢？ 《新民周刊》:要对人性有足够的估计，不是说你勤奋、努力了就一定能成功。哪怕你没做什么多大的事情，你没杀人放火，就一家人很辛苦勤俭地过下来，那也是一种成功。让所有人都成功，这在概率上算起来也不可能。 老罗:中国的家长整天叫嚣让孩子出人头地，可是你想出人头地比别人高一截，但是大家都伸着脖子出来了，你还得往上。 现在中国有钱人没有安全感，大家挣了多少钱都不够。在一个健康有保障的安定社会里，工薪阶层没有恐慌感。我们在国外经常接触这种家庭，他们家祖孙几代只开一个面馆，在东京一个小胡同，常年就这么些客人，他活在那儿，比上班强一些。他那个面呢，一百多年味道不变，他们自己很满意，他们邻居、消费者也很满意，他们觉得很快乐很幸福。在中国，这种就是很奢侈。如果我开面馆，今年赚了3万块钱，明年赚了10万块，后年我就必须赚三四十万块钱，要不然哪天一个拆迁令下来，我的面馆就消失了，那我哪来的安全感呢？所以穷人不安，中产阶层也不安，任何时刻都没有保障。 意见就是行动 《新民周刊》:王小峰说互联网1996年进入中国以来，真正在网络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三个人就包括你。是不是有了牛博网这样一个形式，或者你做其他工作，让您跟趣味相投的人，不是老流于埋怨和指责，能够因为互联网聚集在一起想做点事情？ 老罗:这个观点很流行，但是我是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些人认为批评和抱怨不是在做实事，批评是做实事，这个社会的分工是不同的，在任何一个哪怕高度发达、健康完善的社会里，批评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 你看美国已经是很发达的国家，批评家没有消失。对现状的永远不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无论我们现在变得多好，我们仍然应该对它不满，因为它还可以更好。 你做批评就是做实事，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文人你不希望他批评，难道希望他从政吗？从政他不是那块料。有的人去做了他那块事儿，有的人因为他擅长并且知道怎么批评，他就做了批评家，这个就是做实事。 我特别讨厌汶川赈灾的时候，好多媒体说以牛博网为平台，罗永浩也在将意见转换为行动。意见就是行动，我怎么就转化成行动了？我们在网站上发帖抱怨、批评，这全是实事不是空谈，批评是实事，我们去赈灾也是实事。 我特别不同意把我去赈灾这件实事拔高，然后把意见、批评看成不是实事，这种意见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原来擅长的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做了那些。小个子他可能打乒乓球合适，你为什么要让他打篮球？没有必要。如果你认为打篮球才是搞运动，打乒乓球就不是，这个我是不能同意的。批评家去做批评这个事情，从来都是做实事。 《新民周刊》:但你的这种反驳或者反批评，其实也在遵从这个世俗社会的一个不合理的逻辑，就是说你也在获得一个反批评的资格。 有一个类比，我觉得哪怕中国人全民学英语的成本很高昂但效果很差，从单个人来讲，我觉得你先把英语学得还算过得去，然后你再来批评这个事情，才会更有说服力。 老罗: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会要求别人这样。我明白你的意思，有些人吃完了菜说不好吃，那另一个就说你他妈会不会炒菜。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我不会对别人那么要求，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会炒菜又告诉说这个菜好吃不好吃，这不是必需的，但是更有说服力的。 体制内的英语教育显然是失败的，这个就能解释为什么民办的英语培训机构生意这么好。我觉得是这样，教育应该培养他们学英语的兴趣，然后学不学不应该强制。但咱们国家正好相反，他首先不培养也有没能力培养你的兴趣，先是来了一群讲课都特别八股的傻×老师给你上课，所以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培养你学英语的兴趣，然后他会强制你必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不光是英语，所有的科目都学不好，在中国不觉得有什么好，不就记住了一些公式吗？一个学化学的跑到美国去一看，自己会的公式比美国的学生会的多上百倍。还觉得自己基础教育学得很扎实，你去找一流的科学家看，他们也都背不下来那些公式，那个公式本来就不是让你背的，而是让你学完了用的时候拿出来查的，你背它干什么？这个就是很愚蠢的事情。咱们不光英语教学，所有的教学都是这样，部分老师做不到培养学生的兴趣，他能做的就是学校要求你考多少分你才能拿到毕业证。(钟宇飞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