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身处的时代是否正在酝酿着一个巨大的变量？在过去的一个月中，由于发生了多起工人自杀和罢工事件，使得这一问题从未如此冲击人心。
在此之后，深陷舆论漩涡之中的企业做出了大幅加薪的举动，这在一个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中，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关于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发展的“中国制造模式”是否正在走向式微，工潮是否将成为中国制造一个常态的讨论纷纷展开。 畸形的劳资分配体制 30年来，中国经济正是依靠着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而成就了“中国制造模式”，这一模式最主要的支撑则来自于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有数以亿计的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廉价劳动力。 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之中，中国低端产业工人所处的高强度、封闭性、低薪酬、低保障的恶劣环境一直以来饱受人权组织的批评。 “连续多起的罢工事件是收入分配体制上不合理问题长期积累后导致的一个爆发结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对本刊记者说，“劳资分配矛盾的改变在国家层面其实早在四五年前就提出来了，但由于发展的路径依赖，加上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搁置下来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连续22年下降。劳动报酬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从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37%，2007年，这一数据是39.74%。而在过去22年里，资本收入占GDP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突出。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在制造业领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中国工人当前的薪资水平仍仅相当于墨西哥的1/3、巴西的1/4。 在近几年来“用工荒”最厉害的珠三角地区，央行在2009年6月曾经发布的一组关于广东东莞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调查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也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 在讨论这样的收入增长水平是否合理的时候，一些唯市场论调者认为，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分配结构是必然的，如果接受不了低工资，工人尽可以另寻他途。 “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劳动力市场’（基于劳资谈判的劳动市场），根本就没有能够称得上是‘市场机制’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如果缺失了一大半，我们就不能再叫它‘市场’，雇员只不过是“领工资”而已。由于市场缺失，工资就完全不能反映就业者和失业者的意愿。为什么不能有‘帕累托改进’呢？因为市场根本就缺失，不仅仅是市场失灵。”对此，经济学家汪丁丁说。 在缺乏健全自主的工会制度和劳资双方正常的市场谈判机制的情况之下，产业工人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分配体制。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劳动力市场的规律也在发挥作用，自2004年之后，在珠、长三角地区，“民工荒”的频繁出现便是工人对过去长达十几年的低工资所选择的“用脚投票”。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通货膨胀的水平，都使得僵硬的劳资关系逐渐产生转变，但这种转变是缓慢的。“长期以来，劳动力供求市场上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强资弱劳，而在劳动力供给上，现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一代产业工人知识水平、技能水平、法制观念上已大为提高，劳资双方的价格谈判机制已经到了要确立的时候。”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谌新民对记者说。
市场价格谈判机制可相对应的例子是，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上与中国形成竞争的印度却屡屡发生罢工事件。就在2009年11月，福特和通用在印度的配件厂Rico Auto Industries工厂工人因为要求工资上涨和改善员工食堂伙食而罢工，罢工过程中行为激烈，工厂两位经理被打死，罢工潮席卷其它工业企业。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另一个竞争对手越南，要求工资水平提高的工人罢工更是常有发生。 “我们要开始适应这样的情况，罢工也将会成为中国制造业以后所要面临的一种常态。”谌新民说。 全球化的利益失衡 长期以来产业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分配结构得不到改变的原因，不仅与国内劳资双方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没有建立有关，也与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上的利益分配有关。 美国苹果公司支付给富士康生产的高科技产品iPad代工费大约占其总售价的2.3%，在富士康出现频繁的自杀事件之后，苹果公司拟将iPad产品利润的1%至2%让给富士康提升工人工资。这个工厂里的工人普遍的工资收入只有1000多元。 本田公司2009财年在全球的纯利润是28.6亿美元，但其在中国的零部件生产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1500元左右。 这还是在电子和汽车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领域，大量的服装、鞋帽、玩具等低技术含量产品领域，下游所能分配的利润更为可怜。 在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看来，中国的代工模式决定了只能靠压低工人工资和减少工人福利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从全球化制造链条来看，由于缺乏品牌、技术、渠道导致的定价权缺失，高额的利润只能拱手相让于上游的品牌商和渠道商。 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被视为在全球化链条上的“比较优势”。“承包工厂不得不接受制造商给出的低价，很多时候为了接到订单，他们甚至主动把价格压得更低。由于制造商对原料和产品的质量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工人的工资变成了成本中唯一具有弹性的因素，处在体系最底部的工人不得不来承担这个代价。”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记者说。 价格和质量，使得创立于20世纪初的工业化管理制度如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被今日的中国代工厂生硬地搬用，并加上中国企业特有的威权专制管理文化，将工业化生产对人性的压抑发挥至极致。 但事实上，这些管理理论指导下的西方现代工业生产也曾引起广泛的罢工运动，其“非人性化”的应用在不断地被修正。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至今天，却仅仅是将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1914年首次向工人支付每日8小时5 美元的工资，培养出美国第一批蓝领中产阶级的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曾经指出：“降低工资是最容易也是最粗劣的解决方法，更无须评论这样做如何没有人性了。它其实是把管理者的糟糕管理全推到工人身上的一种做法。”即便如此，美国福特在30年代依然遭遇了大规模的罢工行动。 在商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降低生产成本是必然的，这是强悍的市场逻辑。但显然，市场并不能自动去实现公平与正义，它的另一面是残酷的。“很多时候跨国公司在下游的代工厂出现‘血汗工厂’之后推卸责任，我们要问一问他们自己做的够不够，为什么不能为代工厂的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分担一部分呢？”国家发改委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发展的路径依赖 劳动报酬在财富增长的不成比例，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依赖，正充分地映射出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那便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而消费长期不振。以投资驱动和低工资为依靠的代工模式也导致创新型产业的缺失，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在整个国民财富体系的分配上，数据显示，当前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从过去的将近60%下降到了32%。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从过去的40%上升到了60%。这也表明国民消费结构和二次分配体系上的不合理。 在追问为什么产业工人的收入长期过低之时，提薪可能导致工厂倒闭，地方GDP将会受损，大面积的失业将出现被当成挡箭牌。而这恰恰又暴露出能解决大量人员就业的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 随着沿海用工荒的愈演愈烈，工潮的此起彼伏，显然这样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力过剩的时代已经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现？来自美国的零售企业迈克尔斯执行副总裁朱为众和苏海南都并不这么认为，这只是产业和流动劳动力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的结果，而产业工人工资增长则有助于加快产业升级。这样的转移和升级，早就应该到来，只不过受制于政府对单纯的GDP政绩追求的路径依赖和收入分配固化，这样的转变显得比较缓慢而已。 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沿海长期以来存在的靠压榨工人工资以降低成本的模式会在内地继续复制。对劳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和定位的举措正在全国递次展开。 “在工资成本的增加上，大型企业和生产正常、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应该由企业埋单；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够稳定，经济效益不好，为了使这些小企业能够维持生存和发展，同时能够给职工加工资，可以通过对这些企业减免税费的方式由政府、企业联合埋单或政府单方埋单。”苏海南说。 因全球经济衰退去年暂停最低工资增长后，今年以来中国已有11个省份宣布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涨幅达到了17%。已有23个省区制定法规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虽然这样的政府主导方式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平与和谐，是一个步入工业文明国家的理想。中国制造的模式即使不是在此番工潮中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也将从此开始加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