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代工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危机向“中国代工模式”敲响了警钟。我国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以及工人体面劳动成为当务之急。 代工模式的软肋 如果说富士康连续两次加薪是受员工连跳的影响，那么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则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反弹，以及更长时期内的人口变化导致劳动力供应的减少和工人对体面劳动的客观要求。我国一些地区屡屡出现“民工荒”、“罢工潮”，其深层次原因也源于此。 长期以来，我国依靠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投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但在国际产业链中，由于中国企业处在附加值最低的中间制造环节，其利润来源主要取决于人力成本的差值，使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根基很容易被劳动力的短缺及其成本上升所动摇。中国制造业虽然规模巨大，但由于缺乏独立的市场和用户，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国际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企业实际获得的利润非常微薄，工人待遇也十分低下。代工模式的软肋及加薪带来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 从全国来看，中国代工模式面临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所带来的风险。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是现代工业部门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过程将持续到把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或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即两个部门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就出现了。而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指标是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上升。中国近几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最近出现的“涨薪潮”，与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这个大趋势不谋而合，我国经济正步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体面劳动的诉求 中国代工模式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低工资问题，还包括企业对工人各种劳动保障的剥夺，忽视社会责任等等。因此，加薪只是工人维权的开始，当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实现体面劳动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和时代潮流时，就进一步表明，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之路真的难以为继了。 中国劳动力之所以便宜，不仅和长期推行的低薪制有关，更在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缺乏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与体面劳动的要求是相违背的，毕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人们生活得更加体面、更加美好。 在过去几十年里，老一代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工大多迫于贫穷生活的压力，接受了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环境。他们吃苦耐劳，但挣些钱就回家继续安心务农去了。而新一代农民工受成长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价值观、文化素质、人生态度、择业就业观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是一群有文化、有理想、有追求的社会青年，大多从决定背井离乡那刻起就已经决定要永远留在城市，成为现代文明城市中的一员，享受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方式，并愿意为之奋斗。他们的就业范围更加广泛，自主择业和维权意识更强。 这些特点导致新一代农民工在应聘岗位时对工资福利待遇要求较高，甚至提出了体面劳动的诉求。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也将会产生更多的追求，例如自我发展的需求，生活享受的需求等等。就像已经通过了国际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认证的富士康一样，即使在最低工资保障和劳动用工环境方面并无太多可以挑剔之处，但还是接连出现了职工跳楼的事件。这就充分说明，劳动者需要的不仅是满意的收入和物质生活，还包括充分的社会保护和精神生活。 可见，摆在面前的任务是，既要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使他们获得生活来源和保障；又要实现体面劳动，不断满足劳动者的正当利益诉求，保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最终实现实现两者的统一。 拐点也是机会 加薪和体面劳动的诉求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导致内外资本的外流和经济增长的减缓。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意味着存在经济梯度转移的可能性，从而可以降低“刘易斯拐点”突然来临带来的风险，在实现沿海发达经济地带产业升级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制造领域的强大竞争优势。同时，加薪将使劳动者的收入得到提高，有利于拉动内需和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只要我们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现产业转移与升级，“刘易斯拐点”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不仅不是一场灾难，反而会为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面对加薪和体面劳动诉求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成本增加和利润减少的情况时，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加快实现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继续依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保持竞争力；二是努力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两端发展，提高产业的附加价值。为此企业首先要加大研发力量的投入，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加快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用工量，缓解用工荒。同时要大力发展处在产业链两端的、用工量少、附加值高的设计和营销服务，寻找更大的利润空间，最终实现从“制造企业”向“创造企业”、“服务企业”的转变。其次要切实转变经营理念，重视履行社会责任，更多地注重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安全，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环境、维护职工的各项物质和精神生活权益，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学习知识、培训技能的渠道，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效率来节约劳动力总成本，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
对国家来说，加快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有利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西部和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实现由政府投资和外需推动向依靠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尤其要担负重要的作用。如完善相应的法律，为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进行制度支撑，建立健全劳动保障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使劳动者的权利得到有效落实；加快国民财富分配体制的改革，改善财富分配结构，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格局；加快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建立一套完整的技能人才培育机制，形成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产业大军，缓解就业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在税收及产业政策等方面扶持企业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引领经济结构向合理的国内经济分工格局和高端产业以及服务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