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岷
最近,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接受调查。据说,是起事件背后,晃动着某家甚至更多知名跨国公司的行贿身影。如果传闻属实,亦不新鲜,最近几年来,跨国公司以各种手段行贿中国官员的大案似乎每年必爆上那么一两出。 如果对“跨国公司”这个类群抱以更冷静客观的眼光,其实不难得出结论是:跨国公司在尽可能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点跟其他公司无异,都是“商业动物”。所以似乎也不必刻意惊呼爆出的这些丑闻乃跨国公司之耻。橘生淮南淮北本有别。对印象中商业伦理相对健全、经营行为相对规范的跨国公司,我们本来就应抱以平常心视之,因为所谓的健全与规范,根本上,都是这些公司母国环境的产物,它们在独特而强大的中国气场下,发生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合理性并不能取代正当性。必须指出,这是坏的本土化。 跨国公司这几年在中国的表现,还有另一些失分——以纯粹的商业表现来看。一是对最近四五年来中国内需潮的升级缺乏快速的跟进与恰当的把握。2001年年底中国“入世”,被跨国公司普遍视为市场大开的机会,大幅增加对中国投资。但是事后来看,跨国公司更多还是因循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投资思维:强化中国的制造与装配功能;觊觎中国庞大市场,加大营销力度。在第二个方向上,部分跨国公司的失误在于,低估了中国消费者成长升级的速度、以及他们迅速呈现出来的独特需求,停留在贩卖兜售成熟产品的思路上,最多针对中国市场将产品稍作调整。即便一些跨国公司最近十年来开始在中国加强研发功能,也只是想利用中国研发人才素质好、成本低的优势,并没有针对本土市场研发、设计产品与服务的明确战略。而同时期中国的创业型企业,正是凭借着对本土需求的敏感、快速开发提供产品与服务成长起来。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领域,莫过于跨国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接近“全军覆没”。另外一点失分,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机构设置与高层人力配置上本土化意图执行得不够坚决。中国区与亚太区(或大中华区)的老关系不再适应新形势,时常造成一些跨国公司中国战略摇摆,甚或复杂的公司政治、团队不稳。为什么不能给战略意义日渐突出的中国区更独立的地位与话语权呢?高层人力方面,据毕博咨询前大中华区总裁黄辉观察:上世纪80、90年代可谓是大量香港台湾新加坡人执掌跨国公司的时期;2003-2005年左右,一些跨国公司有大力启用华人任中国掌门人的迹象,惜乎三四年后由于跟总部沟通不畅等原因,这拨经理人陆续离职。黄辉说,之后跨国公司的高层用人策略又回到倚重外国人上。 客观地来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在全球话语权增大,纵情发展的“黄金年代”正在离跨国公司远去,后者必须更加审慎地处理更多更复杂的关系,包括与政府、与本土竞争对手、与供应商、与本土消费者,从这些利益相关者身上寻找更多的发展活力因子,把自己放到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正面推动者队伍中去,而不要只为了商业利益,不惜成为中国自然环境、或者制度环境的污染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家》将在本年第四季度首度推出“跨国公司本土化”指数榜。我们认为,该指数高低从某种层面上可以代表该公司在中国的成功与否——既包括是否盈利,也包括是否受到足够的赞赏与尊敬。在此,我们要特别向跨国公司的读者朋友们发出邀请,期望你们能支持并关注该评选。如果有什么信息或者建议,欢迎致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