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虞立琪 关雪菁 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白色衬衣，打着鲜艳的领结;他周末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偏僻的郊区跑上50公里，休假时会跑到大西洋玩帆船;他有时与至交好友—一位中国商人在北京谈天说地，有时与老同学—加拿大驻伦敦大使在伦敦的小饭馆叙叙旧;他住在北京，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曾是加拿大驻华大使，现在则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投资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最新的消息是，6月25日，这家公司和大连有关方面共同成立了一支成长基金，规模达5亿元，专投中小型成长型企业。 他就是贝祥(Howard Balloch)。 “疯狂，太疯狂了!我可能做了多么傻的一件事情啊。风险太大了!”贝祥把手盖在头上，夸张地做恐惧状说。他是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你当年决定从加拿大驻华大使变为一位商人时是怎么想的? 九年前，50岁的他卸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时，已为加拿大政府服务了近三十年，他决定换种活法：“我对自己说，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试图了解这个难于被了解的国度(中国)，所以我也许应该留下，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他于是留在了中国，带着一位员工开始创业，接下来，“我所遇到的挑战既是关于商业的又是关于中国的，它们同等困难。” 开头难 “我拿到第一个客户了!”2002年的某天，贝祥一回家就兴冲冲地冲夫人喊道，“是家很好的美国公司。”他确实有理由兴奋，成立不久的贝祥投资集团(下称贝祥投资)迎来的第一个客户就让他备感自豪，“这家公司叫安然。”他对夫人说。 不过，他没能高兴太久。“2002年秋天它就破产了，没付我一块钱。”—这就是贝祥商业故事的开始。 除了这个“悲喜剧”之外，他的商业生涯起步于一间小办公室，仅一位员工，还有外界对他的种种质疑与批评—没错，就在不久前，他还是“贝祥大使”呢(即便如今，仍有人如此称呼他);有人直言：“一个前加拿大大使留在中国经商是不公平的，他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如何面对这种批评?贝祥无奈而不屑地喷一口气：“别跟他们说话。” 是啊，为什么不做呢?“生活太短暂，我不喜欢到了65岁还在政府部门工作，”贝祥说，担任大使五年半之后，他就想去做一些与商业有关的事，“我想：瞧，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将会改变这个世界，能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员，应该是很好玩的。” 但如果面对来自客户的同类想法，贝祥则无法置之不理。“公司刚成立时，我们会接到一些委托项目，客户更看重我所拥有的关系，而不是我的商业谈判能力。”贝祥说，“曾经有一家大型美国公司在中国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们雇佣我们去游说政府，这不是关于商业本身，而是关于分辨清楚谁在反对他们、谁对他们有利的，还有怎么能解决问题，这更像是一种政治行为。” 事实上，贝祥那时候也不得不做一些类似工作，“因为我们要吃饭的”。但公司走上正轨后，就不再接手这类业务了。“我现在不会选择一个仅仅要我们去帮他游说政府的客户，我不喜欢这种工作。”贝祥说。谁又会喜欢呢?这样的工作显然曲解了“外交”的本意—至少，“外交”对于贝祥而言是个优美的词语。在商业上，它同样有效，甚至具有艺术性。 贝祥的一个客户是大型国有企业。当这家企业的副总裁率领的代表团已与一家国外企业达成意向性协议，一笔大交易即将诞生时，他们的董事长出现在了会场，说，“我不同意!”然后离开了，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不可能的!”面对突然的变故，国外那家公司的董事长惊讶地说。
但最终，贝祥还是让他们达成了一致。 谈及这段往事时，我们甚至能看见贝祥说话时狡黠地一眨眼，“我们不能更改那家国企董事长的决定，但我们可以改一改协议的内容，找到双方都满意的地方，”贝祥开心地说，“做大使给我带来的优势，是让我知道如何去谈判，不论是商业谈判还是外交谈判，无论何时，知道如何把两方带到一张谈判桌上总是很有用的技能。” 在贝祥的客户名单里，有很多中国的国有企业。贝祥理解这些企业的需求，以及如何满足这种需要，“国有企业的目标，不仅仅是生意、经济，他们可能有国家的目标、战略的目标，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作为曾经的外交官，贝祥显然深谙其道。 意外收获 当贝祥偶然地将业务拓展到自然资源并购项目咨询时，他意外地发现，自己善于外交的特点，令业务变得如鱼得水。 自然资源交易涉及金额通常很大，有一定政治敏感性，且会有政府介入。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但最后流产。“问题在于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进行公关，没有好的想法来管理美国的公共关系和美国媒体。”贝祥评价说。 2009年，贝祥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项目。“当时，我的客户，一家中国公司，他们与外国公司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看起来没有可能完成这个交易了。中国公司完全不知道外国公司对什么感兴趣，也不知道其中的政治敏感性，”他说，“但我们把他们拉到一起，我们很聪明地安排了整个交易。” 很显然，跨国自然资源交易项目有时会变得非常敏感，“他们会说，外国公司来买我们的资源了!这些自然资源是属于我们的，不希望国外投资来购买!于是我们说，好吧，这其中可能有些敏感，所以我们就不买这家公司。”贝祥的办法是，绕道而行。“中国公司要的是资源，我们这样安排了这场交易：中国企业购买下这家外国公司20%的股份，然后他们再买入这家公司所拥有矿山40%的股权，这就给了中国公司超过50%的资源拥有权，这样处理之后，政治敏感性降低了，但中国企业最终能得到矿山出产的大多数资源，”最关键的是，每一方都开心，“这一切都被悄然无声地搞定了。”贝祥说。 大使生涯，也让贝祥善于了解与尊重每个国家的文化。“我们现在支持一家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矿业项目。我陪他们去非洲这个国家，我告诉他们，我们应该去本地政府，介绍中国公司在此地矿山投资的意愿。”贝祥解释说，另外一桩生意的完成，便得益于尊重当地政府。“其他人没有这么想。外交官的经验给了我不同的视角。我们见了这个国家的矿业部长，他特别高兴。他说，贝祥，我们5年前见过。之后我们开始了顺利的谈判。” 实际上，在贝祥投资集团成立后很长的时间里，自然资源投资甚至不是贝祥考虑的目标，但在去年，汹涌而来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狂潮，让他无法坐视。他甚至还支持中化集团的一家分公司收购了一家伦敦上市的石油公司，涉及金额高达8亿多美元。 “去年我们70%的交易都不是自然资源投资咨询，但我们70%-80%的收入来自于此，”贝祥说，“进入自然资源领域完全是偶然的。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有偶然性的。我跌跌撞撞地闯进生活里，生活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偶然。” “连接者” 实际上，贝祥很善于“连接”：将自己与客户、加拿大与中国、政治与商业等等，聪明地接连在一起。 1998年，在他的建议下，加拿大总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专程到了甘肃。“我们几乎是第一个发达国家到中国西部地区的，朱基先生感谢我，我回答：OK，下次你去加拿大时应该去我们最贫穷的地方。他同意了。”于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去加拿大访问时，真的去了贝祥的老家纽芬兰—一个加拿大较为贫穷的地方。“我们在纽芬兰的时候，因为大雾而看不见美景。我希望给他看漂亮的大西洋风景啊!”贝祥懊恼而无奈地说。 贝祥担任大使期间，常常每到周末就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坐火车到中国的各个城市旅游：济南、青岛、大连、长春、太原、上海、杭州、郑州……“我觉得坐火车比坐飞机好，可以与其他旅客在火车上交流。”意外收获是，贝祥的四个孩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如果你希望理解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不仅仅只有上海、北京，还有六七亿人过着另一种生活，否则你不能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中国人面对的挑战。”贝祥说：“今天你要了解中国，应该了解年轻人的想法、老年人的想法，也应该了解乌鲁木齐和广州的区别、黑龙江和西藏的差别，应该了解川菜和湖南菜的区别，‘不怕辣’和‘怕不辣’的区别。中国是个很复杂的国家。”贝祥一口气说完，像在说顺口溜，大家都笑了。 贝祥的本科毕业论文便是关于中国发展的题目，那仅仅出自偶然的兴趣。1976年，他作为一名刚刚进入加拿大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跟随加拿大外交部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外国人，你知道中国会有巨大的变化，但不能期待下一步是什么。” 正是中国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之后几十年里一直吸引着贝祥。“我觉得中国是很有意思、很重要的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贝祥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已是加拿大外交部北亚处处长，此后每年要到中国三四次，他也是亲身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变化的外国人之一。 1996年，贝祥成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他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连接”作用。在任上，他促成过中加两国第一个大规模合作项目：秦山核电站三期工程;也为西藏重建了一批因为资金问题无法维持、却几乎是当地唯一医疗系统的赤脚医生小诊所。这让他很开心，“对我而言，为有限人群带来巨大改变的快乐，比对多数人群带来极为有限的改变要多很多。” 这似乎也是他选择留在中国经商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它正在改变世界，”贝祥说，“我可能确实懂一点中国，我也懂一点中国之外的世界，因此，做中国与外界沟通的事情，我是帮得上忙的。” 更重要的是，那时贝祥的大女儿刚刚考入哈佛大学，每年需要5万美元的学费，“我有4个孩子，都还要上学。”于是，贝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位商人。 贝祥是一位勤奋的商人。“你平时主要干什么?”我们问。贝祥使劲地回答：“工作!工作!工作!”就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前一个多小时里，他的手机显示有43封新邮件。显然，他十分享受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贝祥手上醒目地戴了一枚刻有帆船图案的戒指，那是他的“传家宝”—他祖父做生意用的印章。他摩挲着这枚戒指说：“我希望它给我带来运气，但是，商业与运气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