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希望借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结构调整是多方面的，但其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内需社会。不管其它方面做得怎样好，没有内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很难维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内需社会建设不好，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恶化，从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在建设内需社会方面，中国面临三大问题和三大任务。首要的问题是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大多数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但同时也需回答一个要“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一些发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也有一些发展不仅解决不了老问题，而且会导致新问题的产生。很显然，中国要追求积极意义的发展，而避免负面的发展。 有很多举措可以促进积极意义的发展。在经济领域，要继续推进以市场深化为目标的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而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就是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一个主要障碍。 第二个大问题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如果不能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分化成为必然。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不仅不能成为内需社会，也会是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各层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一次分配的不公平。中国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次分配是结构性问题，一次分配不能做到基本的公平，那么二次分配再努力也会无济于事。在一次分配问题上，劳动者劳动所得过少。尤其是为GDP增长服务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压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而对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和合法利益则关注不够。 二次分配在分享成果上也很重要。中国目前的税制很大程度上还是递减(regressive)而不是递增的(progressive)。针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税”起征点过低，而对富人的税收，例如各种财富和财产税，不是尚未建立，就是收不上来。这就造成了富人消费过度，而穷人消费不足的情况。 建立内需社会的第三个大问题是要确立社会政策。因为遇到了国有企业强大的行政和政治力量的抵制，西方式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能够攻克经济领域，但在社会领域则大行其道，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等领域，没有不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些社会领域本来应当得到政府财力的大力投入和各种法规政策的保护，但现在却落入过度市场化的陷阱，使得这些领域成为少数几个“暴富领域”。 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就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现实的情形是，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无产阶级化”。没有中产阶级，又怎么会有社会消费和“内需经济”? 目前的一些政策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背景下，才会形成有效的政策，才会形成足够的政策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