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金融危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宿命
从近五、六十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最终归宿是金融危机。墨西哥、巴西、日本、韩国、泰国、中国香港等经济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经济不断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且增加速度很快，经济增长率有些年份甚至达到百分之十几。然后突然来了一场金融危机，如1982年的拉美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金融危机之后，这些经济的增长率就迅速下滑。随后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又缓慢恢复，外汇储备接着迅速上升，好似回光返照，然后增长率再一次不断下滑，有的经济最终几乎达到停滞状态。 为什么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呢？我们以泰国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泰国经济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繁荣。当时，在日元升值的刺激下，日本开始把制造业迁往亚洲各国，泰国就是其目的地之一。1986年，泰国经济开始复苏，其后国内生产总值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 外汇的流入导致泰国的外汇储备从1984年的19亿美元一路上涨到1996年的377亿美元，12年间增加了将近19倍。这些外汇最终都迫使泰国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导致泰国国内货币大幅度扩张。1988年，泰国的国内信用扩张了29.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3%，此后的7年中，泰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每年平均增长29.5%，国内信用每年平均扩张28.7%，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 这种信用扩张导致了严重的资产那价格泡沫。到了1990年，泰国的房地产价格增长幅度达到了400%-1000%，同时股市也从1988年的400点左右涨到了1993年的将近1700点。泰国语1994年初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使泰国股市开始了大幅度调整。 这种经济扩张是以投资的形式推动的。当时泰国的所有产业的加速提高其生产能力，结果是在各个产业最后都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结果就是产品价格的下降，因此，随着信用的扩张，一方面在商品市场上出现了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在资产市场上出现通货膨胀。最后，当价格的下降导致利润的大幅度下降时，资产泡沫就破灭了。这就是1997年 的金融危机。 从以上历史经验看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4万亿美元，增长了14371倍，年均增长率为30.9%，比泰国金融危机前外汇储备的增长率还高1.4个百分点。中国的M2也从1990年末的15293亿元增长到2009年末的60622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4%。从2000年到2009年底，北京的房价已经增加了将近10倍，跟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增幅相当；仅2009年一年，北京的房价就增长了70%。股市经过政府多次打压，目前的泡沫还不算太大。 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中国自己也将面临一场金融危机。中央提出转换经济发展方式，把这个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抓，我认为非常即时，因为出口导向型战略不可持续。而这种转换的核心就是扩大内需。而在内需中，我国目前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很大，因此扩大内需的重任只能落在消费上，因此，扩大消费就是我国目前面临的迫切任务。 二、如何扩大消费？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弄清楚两个问题。首先，消费该扩大多少？这个问题决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我国2007年私人消费占GDP的48.8%，美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也高达70%左右。因此，如果我国的消费要达到这些经济的水平，消费占GDP的比例就该提高将近21个百分点。另外，也可以从出口占GDP的比例上来看这一问题。2007年我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高达35.5%，而美国出口占GDP的10%左右。显然，作为大国，我国的这一比例太高，如果达到美国的水平，我国的内需也要扩大25-30个百分点，如果主要靠扩大消费来扩大内需，我国消费占GDP的比例也必须提高25-30个百分点。不管怎么说，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消费占GDP的比重应予大幅度提高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看来我国至少应该把这一比例提高10-15个百分点。其次，在多长时间内把消费扩大这么多？也就是扩大消费的速度问题。目前，人民币升值几乎是迫在眉睫，即使没有外国政府的压力，我国经济自身也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压力。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外汇将继续大规模流入中国，导致国内货币的大量投放，加剧资产价格泡沫。而且，随着外汇供给的增加，人民币升值也将无法避免。如果人民币升值真的迫在眉睫，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迅速实现扩大消费的目标。
要在短期内扩大消费这么大的幅度，传统的财政政策很显然力度不够。减税能解决问题吗？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弱，减税的结果很可能只是增加了居民储蓄，而不是消费。转移支付政策效果也一样，而且转移支付的力度也不可能大，因为转移支付过大会扭曲激励机制。消费补贴管用吗？短期内可能管用，但不可持续，力度估计也不足。目前我国学术界提出了几条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自主创新。创新能够开发新产品，开发出新的消费热点，进而扩大消费。从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来看，虽然中国的出口规模很大，但中国净出口其实不多，也就是说我们消费了很多的进口品。如果能够把进口品的消费转化成内需，那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得到解决。但问题是怎样能让百姓更喜欢国货？也就是说必须生产出跟外国货质量和科技含量差不多的商品。这就必须通过创新。这个可能性当然有，但是扩大消费的速度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第二个办法是调节收入分配，这也是这次两会重点讨论的问题。温总理也指出要调节收入分配，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穷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富人较低。穷人的愿望和需要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因此得到收入就会去购买，而富人基本满足了需求，额外的收入对于他们只会变成储蓄。但是近期能够做到吗？调节收入分配都有什么方法？首先咱们说转移支付。转移支付给多少？给谁？怎么给？转移支付的力度实际上不会很大。再比如税收，提高到什么程度？得到的收入怎么转移支付呢？如果转移支付和税收双高，很有可能就出现劳动者的懒惰和社会生产的萎缩，国家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就像上世纪80年代西欧一些国家出现的状况。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内需，遇到的各方面的阻力会很大。所以说调节收入分配在短期效果也有限。 第三个方法就是城镇化。首先，城镇化意味市场的集中。分散的村子里你是没法开小饭馆的，但如果在一个万人的小镇，你就可以把饭馆开下去。市场规模的扩大就促使一些企业和产业产生和壮大，尤其是服务业的扩大。其次，城镇化后，人口集中了，信息交流会很便捷，一些类型的消费比如攀比性消费也会被刺激起来。第三，消费实际上也有成本。假如你在山村，你需要自己运回买来的电视机，而城镇里就有送货上门。因此城镇化有助于刺激消费。但这同样是长期的事，因为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或非农业化的配合，否则就会导致失业，但实际上就农村的发展目前来看跟不上。 第四个方法就是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现在的储蓄率过高主要是预防性储蓄过高。老百姓需要预防生活可能遭遇的意外风险，所以消费倾向就下降了。而好的社会保障体制能够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扩大人们的消费。但是这个体制短期内也建立不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需要多大的财力呢？咱们看看美国的医疗改革，全民医保。这个事美国人讨论了很久，很多人反对，因为成本巨大。全民医保的费用最终将趋于无限大，为什么呢？因为给人治病治到什么程度，尤其是将死的人，费用是极其高的。所以美国人担心这个改革会把美国财政拖垮。这个跟教育不同，受教育者的数量在任何国家都是一定的，教育标准也是确定的，所以成本就是个有限的数，不管这个数多大。但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也带动了费用的提升，治疗程度和时间均扩大，成本跟着就会无限上升。所以虽然说起来容易，但是想要短期健全社保制度，很难。 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短期内扩大消费呢？我认为可以抑制房价。房价对消费影响太大了。对中国人来说，住房需求弹性很小，所谓的安家立业，结果就是为了买房不顾一切。房价的上涨就极大抑制了人们对其他商品的消费。此外，消费也是需要空间的。比如买了电视机就得有地方放置，人和电视之间还得有一定的距离。房价高，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他就不会买电视。因此，抑制房价短期就能扩大消费。但想抑制房价，阻力还是很大。一是地方政府的财源很大程度依赖房地产，二是相关政策的完善还需要时间。 最后一个方法，我认为是放松人口政策。我认为只有这一个政策才有足够的力度去解决上述问题。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导致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口的增长自然会扩大消费。而且这个政策的力度在我看来很大，而且几乎是立竿见影的，能够在短期内起作用。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难度是人们的观念转不过来。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的经济形势和人口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许多人关于人口问题的观念还停留在30年前，甚至50年前。 从1978年到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被执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一提到放弃人口政策，大家觉得很奇怪，潜意识里就会抵触。不过我们要看看计划生育的依据是什么呢？在中国是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的人口论。马寅初认为建国以后，人口太多了，消费太多了，因此积累太少，影响经济增长，不利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要控制人口。但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跟当时完全相反，消费过少，投资过多。但是好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马寅初那个年代。
再看看马尔萨斯，他的理论的两个前提假设是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则是算术级数增长。所谓按几何级数增长，意思是增长率恒定，随着基数越来越大，每一期的增长幅度也越来越大；算术级数增长是增长幅度给定，增长率随着基数增加越来越小。先考虑目前世界的人口形势。看看现在的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几乎为零甚至为负数。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人口是在按几何级数下降！再谈粮食，最近一两百年，粮食是按几何级数还是算术级数增长？中国目前的粮食增长率甚至比一百年以前还高。所以现在的形势跟两位经济学家那个时代已经大不一样了，人口论的前提条件都已经不再存在。 可能有人还会说，中国人口太多。那么中国最适度的人口规模是多少？没人能给个确定的答案。马寅初指出1957年的6亿人口已经过多，但看看现在，我国有13亿人口，但生活应该比当时好得多。最优人口规模取决于技术进步、外贸等很多因素。好多人研究最优人口规模，但是对同一国家的最优规模都有分歧，因为它的决定因素太多了。 很多人说人口过多，会导致贫困化和经济增长的停滞。在我看来，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看看韩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它们的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大陆高得多，但经济很发达。如果大家觉得这几个经济规模太小，跟大陆没有可比性，那我们就比较一下中国的两个不同时期。1958年中国有6亿人口，1978年有9.6亿，具有可比性。但从1958到1978年，中国经济几乎崩溃；而从1978年至今，经济却迅速发展：人口少却穷，人口多反而发展。因此，人口规模与贫困化和经济停滞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有人可能担心，放开人口政策会不会导致20年后的劳动力过多？现在的最大误区是在判断中国的就业形势时许多人只关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而对农民工的短缺几乎直接忽略。2010年总共630万毕业生，假设极端情况下全部失业，也就使中国的失业率提高0.8%，这个影响其实很小。而农民工短缺多少呢？有人估计高达1000万。因此，从总量上说，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基本上已达到均衡。如果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那么20年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现在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既有助于扩大目前的消费，也有助于应对20年后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