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改革以来的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论对中国友好的，敌视的，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身历其境的中国人更有亲切的体会。除了年龄小一点的人，凡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亲眼看了这个变化。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都受益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但是改革前的三十年，1949-1978，中国的经济如何总结，却有不少争议。一方面是年轻人没有切身的体会，也由于这里牵涉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不容易弄清楚。
应该说，1949到1955的七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很成功的。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再加三年内战，搞得中国遍体鳞伤，经济非常困难。1949年和平来临，大家终于盼来了重新建设国家的机会，全国一片欢呼声。那时候万众一心，齐心协力，专心致志，形势非常有利。三年恢复期之后迎来了1952-1956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苏联的无私援助，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帮助我们建设。计划中的156项建设项目能够顺利执行，人们生活得到快速改善。每年都能够加工资，幅度达5-10%，物价有小幅度的通胀。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1950-52年的抗美援朝对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是经济建设并没有遭受太大的阻碍。 可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思想此时也开始冒头。1952年实施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农村经济受到一定影响。先是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推广到棉花，油料作物，再后包括了鸡鸭鱼肉，三年灾荒后全面实施计划供应。布匹，棉花，茶叶，肥皂，手表，脚踏车，几乎一切商品全都凭证凭票供应。1954年以后实行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运动后期农民被迫参加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生产积极性。未等初级合作社巩固，接着组织高级社，生产资料统统都要入社，受到农民很大的抵触。反对高级社的邓子恢被指责为小脚女人，毛泽东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组织大家学习。最后就是1959年更激进的人民公社运动。事实上到1955年农产品已经供应趋紧，小城市买不到猪肉，大城市也时有时无，1956年形势更差。 1957年的反右树立了以后二十年的左倾路线。彭德怀认为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纠正冒进的，后来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坚持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超英赶美的不切实际的路线，大跃进的错误愈走愈远，结果是发生了大饥荒，同时经济也走进了死胡同。中央不得不接受陈云的调整政策，用市场手段，出售高价肉，高价点心，挽回了危局。但百姓的储蓄都花在吃的上面，用来挽救饥饿之躯。同时实施了分级别的副食品的优待办法。国家领导人有特供优惠，凭证可以到特供商店买东西，主要是副食品和烟酒，一般高级干部有定量的肉蛋供应（其中又分两个等级），一般中级干部有糖豆供应，每个月可以买三五斤糖和黄豆。工人和普通干部没有优惠，有时候给一点人造肉，或卖几斤蔬菜。香烟的供给是分级别的，高级干部供应牡丹牌和中华牌的，糖豆干部有前门牌，恒大牌的，等而下之就是杂牌的了。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事不会再次发生，我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现在的年轻人都认为活着是很自然的事，死亡是很遥远的。但是在前三十年却不是这样的。 三年灾荒中断了五年计划，改为1963-65的三年调整。当时的口号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由于借助于市场手段，1965年调整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再次回到了起跑线上。可是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迎来了十年内耗，经济遭到毁灭性的大倒退。 国家干部从1955年以后再也没有加过工资。新录用的员工都是低工资的。工人试用期月薪36元，定级后一律是二级工，月薪42.5元。大学毕业生都是56元。这点钱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勉强，更谈不上养家，工人尤其困难。就全国的平均工资而言是每况愈下，因为新录用的职工都是低工资的，而老职工的工资一点也没涨。物价虽然没有涨，但是供应严重不足。这是计划经济的特点。计划经济能够在宏观上保持平衡，因为投资是根据储蓄安排的。而储蓄和投资都在国家控制之下。所以能做到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物价水平得以稳定。但是在微观上由于价格固定，不能反映供求，一方面有大量积压产品，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产品供不应求。由于微观的不平衡，不得不发票用实物来平衡。到文革时期几乎一切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价格虽然很低，但是数量严重不足，质量极差。就拿供应的粮食来看，粗粮越来越多，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平时以玉米，高粱，薯类为主。解放前的一百年里，工商业很薄弱，人口中约十分之九都是务农的。国民收入主要靠农业。我国的农业不但养活了那时候的四亿人口，还有若干剩余可供出口。满清政府几次战争失利，割地赔款，总数超过十亿两白银。这些负担最后大部分都落在农民身上。满清政府被推翻后，连续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这些冲突也变成了农民的负担。抗战八年，我国的农民做出巨大贡献，军饷，兵源，最后都是农民的贡献，八年中基本上保证了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抗战中交通瘫痪，商业联系被破坏，再加日本人搜刮军饷，农民生活困难，经济负担极重。但是全国没有出现全局性的严重粮食问题。抗战胜利后一年开始了三年内战，粮食并没有出现全局性的严重供不应求。
解放之后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土改，后来又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合作社还没有巩固，接着要求成立高级社。大跃进后要超英赶美，农业也要大干快上，成立了人民公社。土改是为了消灭剥削，出发点是好的，强迫加入合作社，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其后果却不尽如人意。从1949到1978的三十年农业越走越困难，几乎陷入绝境。政府想尽了办法，提出“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全民搞粮食”，但是统统都不见效。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住房是家庭消费中的一个大项目。在均衡市场中这部分开支要占家庭总开支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由于执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住房盖得很少。但是人口在增加。1950年人口是5.3亿，到1978年人口达到9.6亿，增加了80%多。而住房充其量只增加五分之一。所以人均住房日益拥挤，两三代人挤在一间屋里是很普通的事。私搭乱建是另一个解决办法。走道里，天井里，搭了许多窝棚。办公室里也住人，白天卷起铺盖，晚上搭起来做宿舍。无论从吃，穿，用，住房看，生活水平大大地不如1952恢复期末。这是城市人口的情况。至于农村，自从三年灾荒以后很大一部分农民长期没有达到温饱水平，一直到1982年包产到户，才重新吃饱饭。总体上看，农民生活的降低更甚于城市人民。所以按全国的人均GDP计算，估计文革结束时不到1952年人均GDP的一半。从就业看大量城市人口没有工作，不得不动员学生上山下乡，减少城市人口。 有人用生产了多少吨钢铁，水泥等计算GDP。这是错误的。GDP是最终产品的价值之和，钢铁，水泥都是中间投入品，不计入GDP之中。只有吃穿用和住房才计入GDP。同样地，认为国家建了许多工厂，矿山，是GDP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生产出最终产品，都不能算对GDP有贡献。特别是文革中进行的三线建设，把东部地区的许多工厂搬迁到内地的深山峻岭中，交通极其不便，运转成本极高，造成巨大浪费。改革后这些工厂不是关闭就是再次搬迁回来。在国民经济统计中，GDP的数据也是不可用的。因为价格是混乱的，GDP的计算没有正确的价格是算不出来的。就好像苏联时期百姓有大量存款，但是价格自由化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存款大部分都损失了。因为凭票证购买的货币，其真实的价值远不及能自由购买的货币。从票证货币转换成能自由购买的货币时，物价一定会上升。所以在一个凭票证购买的社会中GDP是没有办法正确计算的。这是一切计划经济国家的共同弊病，不可能有GDP的精确数据。虽然不能计算但可以估计，从吃穿用等方面，按人均消耗的资源来估计是可能的，当然谈不上精确。人民币现在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一旦成为国际自由兑换货币，仅这一点人民币还会升值。吃穿用住房之外应该计入GDP的只有国防建设，它是属于最终产品。但是这部分占多少，没有可靠的数据衡量，只能存而不论。好在它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很小。 按理说，除了吃穿用等之外，投资也是GDP中的一部分。拿投资来看，这一时期干了许多费劲而无效的努力。例如大炼钢铁，全民都投入炼钢铁，热情极高，但是从目标到方法都是错的。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2008年我们的钢产量是5.6亿吨，是那时的六十倍）大家把铁锅砸了去炼钢。还动员农民去炼钢，本来炼钢是需要设备，技术，经验的事。号召全民炼钢就变成了政治任务。大炼钢铁那一年，许多山上的树木都被砍掉去炼钢。最后目标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是国家更穷了。大炼钢铁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有客观规律的。为了实现工业化，牺牲了农业和必要的服务业。结果是国家更穷了。这个三十年中，百姓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响应政府的号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可是产出往往是负的。当初马寅初就看出工业化口号的问题，他提出要均衡发展，要农业，也要商业，它们能够帮助工业。改革以后我们没有提出类似赶超的目标，只是瞄准了“市场化”一个目标。在实施中转变为千军万马奔赚钱。赚钱是对的。我们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没有战天斗地，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全社会因赚钱而增加了财富。 前三十年的经济当然也有其成就和贡献，这一点也要客观看待和承认。这一时期中国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主权的独立，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的建立付出了很大成本。我认为这一段时期经济的最重要成就是在教育和健康方面。从文盲率和平均寿命来看中国的数据远高于同样人均GDP的国家。当时平均寿命达到六十多岁，是国际上人均四千到五千美元的水平。文盲率也一样，远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只顾城里人的健康。这个批评是很恰当的，而且至今也没有过时。当时农村的医疗虽然很落后，但是有赤脚医生和起码的医疗保障，农民看病的问题还好一点。总起来看，前三十年突出了平等，忽视了效率，结果是穷平等。现在则相反，只强调了效率，忽视了平等。 前三十年的经济，其教训是值得汲取的。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它的有利的一面就是为以后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公社化以后的农民不能自由流动，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些温饱也难以解决。改革以后农民能够进城打工，尽管收入很低，但是他们感觉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们很少抱怨。这是中国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三十年中我们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道路桥梁，机场码头，还挖了二百多亿吨的煤，赚了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其中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工的劳动。这一特点和文革中创造的一个超低水平的起点密切有关。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更高要求，有权利意识的一群人。 回头来看，现在虽然总体上生活改善，但是分配的公平性还有待加强。社会中不稳定因素也值得关注，改革还要继续深化，最终是要使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更关注民生建设，关注和谐发展，关注社会公平，关注经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