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于我国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财税改革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直非常重要。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来看，财政改革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交织在一起。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放权让利”改革，还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都适应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需要，奠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目前可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收入分配逐步恶化，高度依赖外需，储蓄和投资比率过高而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协调，社会事业虽取得较快发展但与整体形势不相适应等问题依然存在。我国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种种结构失衡问题，早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也陆续提出实施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但从现实看，这些相关战略理念的真正落实还有待努力。 近期的金融危机已经深刻揭示：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过去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下去。因此，“十二五”时期将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是真正实现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面临这样的历史时刻，毫无疑问，财税改革与发展需要担当起应有的职责。然而，“十二五”时期财税改革的方向和重心又是什么呢？本文希望对此略加探讨。 一、“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与主要任务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有一些突出的转变。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将长期处于“后危机”时代，经济波动风险犹存；低碳经济的兴起，以及资源供求形势的变化，表明资源、能源以及环境对各国发展的约束作用日益增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需要，将制约我国外需增长的空间；全球化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会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 从国内情况来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关系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急需改善；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快，且劳动力供给结构悄然改变，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减；资源与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结合国际环境将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形成有力约束；城镇化将进入大发展阶段，但是制度、财力方面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的改变，需要发展战略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正是基于对内外部发展环境的科学分析，当前中央已经提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构想，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抓手。事实上，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已经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主要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加强管理、实行规模化经营等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2003年以来，中央相继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其涵盖的主题范围更广，包括增强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改善需求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协调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而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本轮金融危机之后，中央领导又多次提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标志着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性越来越强。
在这些背景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自然应当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包括财税改革和发展在内的总体要求。具体说来包括：
在经济发展方面，如何在外需增长空间受限的情况下拓展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以保持平稳较快速度的增长；如何应对内外部环境的转变，采取有效对策缓解过去一直较为突出的结构问题，如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坚持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加快服务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如何提升居民消费比重，改善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等。
在社会事业的发展方面，如何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切实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如何缩小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如何加快医疗、教育等部门的改革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如何加快以养老保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尽快实现全民覆盖并加快整合，改善制度设计，实现从低水平起步最终构建一个发展型的福利体系。 二、财税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整体取向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可以概括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各项工作的落脚点。为此，“十二五”时期财政改革的目标可以简要概括为：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围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通过实施以“公共化”为取向的一系列改革，努力建立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确立“十二五”时期财政改革的整体走向，即改革的主要方向是什么。当前，部分学者提出我国财政领域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规模过大，因此财税改革的重点是减税。然而，在当前我国的现实背景下，笔者认为 “十二五”时期我国财政改革的重点不应当是规模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首先，即使按照全口径来核算，我国的财政收支规模并非很高，但结构问题较为突出。以笔者核算的我国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来看，2008年约占GDP的30.6%，2009年受土地出让金大幅增加的影响上升到32.2%。这一比重与若干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作为一个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且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来说也较为合理。当然，我国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自1998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32.2%，速度过快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以全口径核算的数据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过于侧重经济和城乡建设，各类社会性支出的比重过低。这是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转型国家财政支出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在财政收入结构方面，尤其是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我国的一般预算收入之外的财政收入一直居高不下，且以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金收入为主体，这使得大量财政收入未能纳入正常的预算管理程序之中。总体来看，无论是财政收入领域，或者财政支出领域，结构问题都非常突出。 其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维持一定的财政收支规模，但目前的收支结构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化需要大力推进，老龄化日益严重，而社会事业需要大发展，这些问题的应对都需要充足的政府财力作为保障。一些学者指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偏低，而政府收入比重偏高，因此需要降低财政收支规模。然而需要注意，以降低政府收入规模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手段并不一定是好的选择。从理论上看，降低财政收支规模并不一定能够大幅增加劳动份额，而可能主要增加资本份额。与之同时，即使保证较高的政府收入份额，只要在再分配领域加大向居民转移的力度，同样可以起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作用。换个角度看，降低财政收支规模即使可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但也将同时起到恶化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均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