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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
中国的成功挑战了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中国学派”的崛起。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四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的表层。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劳力、土地（生产资料）、企业、资本。
“四大支柱”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这四大支柱是：1.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四大支柱是由“国”与“民”两大部门构成的，故称“国民经济”。
1.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2.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
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
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的效率。（2）保障社会平等，维持了“富不过三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3）保障供应的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营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两大部门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官民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对此世上少有异议。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年内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将在二十五年内超越美国，若不出现大的波折，还将在本世纪中期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倍。
可一旦开始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学界就会发生激烈争议：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直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然而，对主流的质疑也一直简洁有力：世界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多矣，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亦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从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去掉194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个出色的增长率构成了后三十年9.8%年均增长率的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因此，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带给我们的病痛。
中国经济模式上承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共和国前三十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并汲取了当代西方左、右翼的理论和经验，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实践中磨砺出来的。
这个官民合作的经济模式当然有缺陷，也说不上比其他模式“高明”，因为各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前提是不一样的。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在城乡差距，在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地域差异下运作，都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
我想说明的是，任何经济模式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试错”的结果。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另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如此的苍白和尴尬。中国的成功应当催生自信的“中国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