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新开发模式 中国模式(5)



  国民经济是中国模式的表层,社稷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层,民本政治居于两者之间,是关键层。社稷是民本的源泉。但“民本”政治垮了,“社稷”也会分崩离析。

   

  所有社会体制都包含四大要素: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的精神纽带,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社稷体制由四大支柱构成:(1)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以家庭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civil societies)大为不同。(3)社区和单位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即社稷。(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1.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而不是有阶级或利益集团归属的“个人”。家庭固然也是世界多数社会的基础单位,但中华的家庭不仅是基本人伦单位,更是基本经济单位。家庭不仅哺育下一代,下一代还承担反哺上一代和更上一代的物质和精神责任。历史上,中国拥有独立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而今已是工业时代,但家庭经济却依旧。在农村,50%的人口仍然靠耕地的“家庭承包制”生活。在城市,工商局注册企业99%以上是“家庭企业”。在中国,家庭的影子弥漫在整个社会,正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官场的腐败,多半是为了子女前程;而西方的腐败则主要是非法向自己代表的集团输送利益。

   

  2.中国的家庭当然是组织起来的。但构成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不是 “市民会社”,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换言之,中国社会不是市民会社的集成,而是社区和单位的集成。扩大的家庭就是宗族;中国的社会组织原本是天然的聚宗族而居的社区,即村庄。今日农村社区依旧渗透着血缘纽带。自城市勃兴为经济生活的主体,工作单位天然成为组织城市家庭的主要形式。城市社区也是城市家庭的重要组织形式。征兵退伍,环境卫生,城市秩序,扶危济困,副食供应,基础教育,文体设施,等等,都倚重社区。如同乡村社区,城市社区和单位是百姓组织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西方的“市民会社”基于阶级利益分化,是利益集团的主要组织形式。中国的社区和单位与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关系不明显。因此“市民会社”远不如在西方重要,多半是娱乐类的团体,不是人民公共生活的主体。中国也有大型企业,但多属国有,谈不上利益集团,更不可能催生猖狂的“合理合法”的西式利益集团政治。

   

  3.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网格,这个网格天然与政府的管理网格重合。中国自古就有政府与社区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传统。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层级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即“条条与块块”。社区被“条条”覆盖,村庄和城市居委会均受乡镇和街道行政纵向管辖,较高层级的条条协调更多社区集群间的利益。专业的单位被“块块”覆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都“挂靠”在某个“块块”上,接受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大块块覆盖众多小块块的利益。于是,中国的社会划分与行政划分大体重合,形成了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划分的“立体网格”,即社稷。社会网格非常开放,家庭在其中自由流动,支持极快的社会流动速度。边缘挤入中心,中心流至边缘的奇闻俯拾皆是。“破落”与“发达”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呈现相当的自由乃至“混乱”,以至于体面的地方常有不体面的人和事,不体面的地方也常有体面的人和事。不过,由于社会网格被行政网格覆盖,立体网格拥有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弹性,使中国社会“乱中有序”。在危机之时刻,中国的立体网格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比如2008年大地震中体现的强大动员组织能力。

  4.与西方个人与神,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的契约观念非常不同,家庭组成社会,家庭的责任伦理观就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伦理。什么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观?“父慈子孝”——家长有不可推卸的照顾家庭成员福祉,养生送死的“责任”;家庭成员则要尽忠孝的“责任”,齐心协力去发家致富。既然父母望子成龙,子女就要出人头地,以“王侯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竞争精神去“立德、立功、立言”,光宗耀祖。不同于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和法权的西方,“舍己为家”是中国社会伦理的楷模。南怀瑾先生以“精神十字架”概括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即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旁以兄弟、姐妹、夫妇而及于朋友。社区和单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构成,家庭伦理观就渗入社会组织的逻辑。又因为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大体重合,家庭伦理观也就渗入行政管理的逻辑,特别是在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相互嵌入的结合部——在基层政权。家庭伦理弥漫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就类似西方曾经的“政教合一”。换言之,“修身、齐家”的“内圣”自然延伸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故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西方法律主义传统深厚,而在中国,食洋不化地死扣法条,搞法条主义,就可能激起民变。

   

  冒昧以下图演绎“中国人的精神十字架”概念。

   

   

   

    

  西方的市民会社与中国立体网格式的社稷都使得社会有组织、有秩序。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市民会社由个人构成,社稷由家庭构成。市民会社的基础是阶级和社会分层,社稷的基础是平等的社区和单位。市民会社的内外纽带是法权,社稷的纽带是家庭伦理。市民会社是集团利益博弈的依托,社稷内的单位和社区也相互竞争,但家庭为自身福祉“择木而栖”,自由流动。市民会社与国家有清晰的“群己权界”,维持权益争夺的动态平衡,社稷官民一体、公私一体,维持官民距离远近的动态平衡。

   

  比起“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体制未必落后。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分为上、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正可靠?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集团与集团斗,社会与国家斗,会使中华的政府抛弃民本观,背离人民,会使中华社会分崩离析。官民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力气往一处使,中国才能快速进步。

  中西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特殊的,我并不想分高下优劣,也反对分高下优劣。我想说的是,因为历史轨迹不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十多层,称占半数中国人口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夸张拥有某类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作用,等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是大可怀疑的。其必然结论是要求中国社会以集团为单位进行博弈,要求利益博弈的公开化、合法化,从而使“人民共和国”成为利益集团的共和国。就这个意义而言,社稷立体网格的解释力强于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分层理论。

  七

  综上所述,笔者冒昧认为,中国模式三位一体,由民本政治、社稷体制、国民经济三个子模式共12个支柱构成。

  社稷体制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亦可称,政治模式是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是翅膀。如此的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三十年迎风破浪“击水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因其体量巨大,不妨称之为“鲲鹏模式”。鲲是《庄子·逍遥游》中描述的一条巨大的鱼;这鱼嬗变为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据庄子说,这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抟”,音义皆同“团”)扶摇羊角(“扶摇”及“羊角”为两种旋风之名)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是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的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经济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搞国家社会两分,官民脱离,信奉法条主义,资本至上,丧失了“人民性”,我国就出现了成堆的严重问题,就呈现普通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

   

  中国模式当然有缺陷,正如世界上的所有模式都有缺陷。然而,中国六十年的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肯定这个进步,发现这个进步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

   

  思想上的破与立是当代全球生存竞争的主战场,思想斗争的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由“民主、宪政”两个抽象名词组成)包医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让知识界信服的关于“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上述中国模式就是在试图总结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挑战了国家与社会两分及市场与干预两分的西式教条,更挑战了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

   

  现代中国在剧变中。从1919年起,每隔三十年就出现一次大的转折。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了一甲子的岁月,来到了一个新三十年的十字路口。在新的三十年里,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是保持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东施效颦,拆故宫建白宫,走向衰败和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在中国之路的种种叙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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