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2.中国政治经济史的三阶段
我们沿着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可以看看中国的经济历史。建国以来的60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1.国家工业化时期（1949-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就确定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在这段时期，中央政府主导了所有的要素市场，甚至产品市场，替代市场做资源配置。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增长。可以说，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举个例子，1950年代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制订钢铁计划时，还要为了女同志的发夹，特意留下一吨钢材，计划细腻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惊叹。林毅夫在他的《中国的奇迹》这本书里，特意提到，每一种工业化的要素价格，被国家有意识地压低。在压低价格的情况下，必须实行计划配置。是故，中国所有的资源调配，都有一个集权化（centralization）的过程。如果把整个中国看作一个大公司，则只有一个董事长和一个总经理，在当时还是合一的，我们可以说，此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罗兹曼这么评述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重要性：
1949年中国的政治统一，克服了现代化的五方面障碍：（1）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全面恢复了国家主权，并且表明自己能够很好地使用建国初期在外部（指苏联）援助下建立的现代企业；（2）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指导着所有部门的社会变革，并且持续地重组社会；（3）重工业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4）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很快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社会整合水平，国家领导人在以往从未达到过的规模上，动员了全社会的资源；（5）教育和现代化知识的传播，大体适应了迅速增加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要求。
所以，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是靠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通行方式。
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按林毅夫等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里的解释，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
2.地方工业化时期（1978-1997）。1978年后，以分权化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农村部门、地方政府的力量，开始步入工业化的进程。若计算至1997年邓小平去世，可将这段时期叫做邓小平时期。同时，1997年，是中国经济由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标志性的一年，又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中国开始受国际重视的一年，也是中国乡村工业因过剩经济时代来临和体制调整，开始走向衰败的一年。我们可以称这段时期为地方工业化时期。在地方工业化时期，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盛行。本来，和公司单一经济目标（利润最大化）不同的是，地方政府要照顾就业、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等多重目标，不易产生锦标赛体制和竞赛行为。但是，在中国特色的自上而下提拔任免体制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相对单一化的政绩考核目标下，评价地方政府表现的标准，变得简单而清晰。类似大跃进的锦标赛体制，在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内，统一了各个地方政府行为表现的评价标准和优先次序，使得地方政府竞赛和公司化经营，成为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鲜明特征。
在地方工业化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仍然是紧密结合的，每个地方政府的领导，都在推行当初毛泽东在整个国家层面的做法，即把各种要素市场控制住。利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运行，把要素释放出去，如土地、原材料、资金和矿产等，进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之中，这就形成一个产品市场。产品市场最后形成了公认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要素市场，几乎还是计划经济，只不过是由中央计划，转变为地方计划罢了。在资金的配置上，实行的主要是半市场半计划经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使得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成为改革的一大特色。每个地方，如同一家公司一样，在进行统筹规划。每个市的市委书记，变成了董事长。而市长变成了总经理（CEO）。发改委、财政局和金融部门，则像财务总监（CFO）一样，听命于党和政府的统一调配。主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要素，基本上在地方政府的调配之下，地方工业化的推进，主要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下完成。官场加市场，在各个地方都有明显的特征。虽然这一段时期，中央层面的工业化也在不断推进，国家工业化也在进行，但地方政府已经俨然变成了主角。
3.工业化中期与大规模城市化（1998年至今）。1997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性质有了一定的变化。一方面，有着卓越功勋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已经故去，邓小平之后的两代领导人，不可能获得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绝对权威。由此，需要建立新的政治民主模式，党和政府也进入了集体领导的时代，新的政治文明初具雏形。另一方面，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单纯靠工业化的推进，已经难以单兵突进。按照温铁军的研究，土地级差收益是地方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的最主要来源，1980年代以来，有过三次大规模地利用土地的阶段：第一次是“以地兴企”，即用土地级差收益作为资本原始积累来兴办乡镇企业。第二次是“以地生财”，即部分尚未完成工业化或者产业资本尚未完成结构化布局的地区的政府，主要通过征占土地来完成初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作坊式加工业在地域上的集中，这就形成了轻型加工产业的区域布局。第三次是“以地套贷”，1998年开始，国有银行开始商业化改革。这次改革使银行成为异于产业资本的独立的金融资本，得以按照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大金融资本确立的规则加入全球竞争。而在此之前，由于各地银行普遍出现严重贷差而产生整个银行业的坏账危机，也是因为银行受制于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没有条件异于产业资本，因而只能是从属于推动资源资本化运动中的一个工具。当2002年银行商业化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国有银行开始成为独立于地方政府工业化之外的金融资本。国有银行有了独立的利益函数，开始追求流动性获利。于是，对于没有流动性的行业，金融资本就会撤离。最没有流动性的行业是什么呢？当然是农业。所以银行商业化改制之后第一个离开的产业就是农业。确切地说，这只是从资金运用上讨论，从资金来源上说，银行仍有动力将农村作为收集金融剩余、收取低成本储蓄的对象。所以，机构离农和资金离农必然同时发生。离农不仅仅因为农业缺乏流动性，更在于农业的风险特征和供求特征，以及过剩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普遍形成。与此同时，城市化在各地的普遍推进，使得利用土地套取银行信贷，进行房地产开发，成为第三次大规模土地征占的基本条件。在这段时期，农业在产业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等驱动下，劣势明显，土地级差收益的巨大差异显化，从而成为土地全面农转非的基本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