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记者：刚才您谈到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在非洲的国际化经营，也谈到如何对待金融风险的问题。在对开拓非洲市场方面，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您对“绝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综合账”是怎么理解的？按照兼顾经济利益的思路，贵行今年有何创新思路和模式？您怎样看待开拓非洲市场的金融风险？
李若谷：首先，关于“绝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综合账”并不是说我们不算经济账，而是不能局限于经济账，要全面考虑开拓非洲市场的综合效益。进出口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承担着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提供发展援助、支持企业“走出去”等重要职能。我们在非洲开展互利合作，不仅仅关注项目、贷款的盈利性，还要从更高的层面上综合考虑带动发展中国家发展，从而扩大世界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使世界朝着不断均衡的方向发展。这样中国所面对的市场容量会更大，在国内外创造的就业机会会更多，世界也会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标准也会随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而走向世界。进出口行与非洲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尽我所能解决非洲国家发展面临的资金问题，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理念，支持中资企业利用技术、经验、成本等优势在非洲建设基础设施、农业等各类型项目，促进非洲发展，进而扩大就业、改善民生，解决长期以来困扰非洲的贫困问题。因此，进出口行在非洲开展业务不局限于“经济账”，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以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第二，今年的思路。2010年，进出口行将以落实对非100亿美元贷款为主要工作目标，同时继续推动一揽子互惠贷款等多种合作方式，进一步与非洲开展在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提高非洲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此外，进出口行还积极与非洲有关国家探讨在中国工程标准、监理公司“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开展合作。在贷款资金的投向上，2010年进出口行将以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型项目和对借款国经济社会发展起长久作用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为主，提高贷款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项目收益、借款国的经济发展效益偿还贷款，实现非洲债务的可持续发展。第三，非洲金融风险。世行2010年全球发展融资报告显示，除中国和印度外，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126个发展中国家在2003年～2008年间取得平均5.4%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新增外债的积累速度。与此同时， 包括非洲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外债指标（如负债率、债务率）都明显下降。
任何地区的贷款都有风险，非洲也不例外，风险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们如何认识并控制风险。非洲的风险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发展问题，降低风险的关键在于选择什么项目，项目的实施能否给借款国带来直接的收益或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从优惠贷款的投向来看，优惠贷款约近80%用于借款国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和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型项目，而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2008年该组织发展援助主要用于社会项目、人道主义项目，只有32%用于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领域。项目的风险大小，并不是由贷款的金额以及信贷条件决定的，而是要看项目能否产生良好的收益，对借款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否则，无论贷款条件多么优惠都将成为借款国的负担。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静态、孤立的评估贷款风险，要做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需要在项目选择和贷款的管理上严格要求，让项目产生预期的效果，增强借款国的发展动力，这样才能实现借款国经济和债务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近年以来，一些商业银行纷纷迈出海外投资的脚步，但多数中资银行对海外市场经验不足。众所周知，贵行作为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融资主渠道和开拓者，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同时，贵行对国家风险的评估在业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从您的经验看，中资银行“走出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
李若谷：在十几年的业务时间过程中，进出口行对于“走出去”风险评估积累了一定经验。我们认为，中资商业银行在“走出去”中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了解国外市场、国情、语言的专业人才。因此，中资商业银行应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在非洲确实存在较大的国别风险和项目的操作风险。非洲国家承债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商业银行应该慎重决策，决不可蜂拥而上，目前已出现这样的苗头。中国的商业银行一定要按商业银行的一般原则选择国家和项目，以银团方式参与一些非洲的贷款以规避风险。而政策性的银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项目本身的效益上，要确保所支持的项目能够产生预期的效益，而不能完全依赖主权担保。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把主权担保作为主要还款保证是要出问题的。
记者：贵行经过15年的艰苦奋斗，在国外打拼下一片自己的天地，目前商业银行纷纷走出国门抢占国际市场。您对优惠贷款和商业贷款在海外是否可以完美结合，使其发挥更大的合力，更有效地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避免出现中资银行的恶性竞争有怎样的设想和建议？
李若谷：进出口行成立15年来，把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作为业务发展的根本，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业务经验，在很多方面独具优势。优惠贷款是进出口行特有的业务品种，是企业开拓市场的助推器，也为未来商业贷款进入相关国别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但是，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不能推动商业贷款，那样不利于双方的互利合作。但是可以使用优惠度高和优惠度低的贷款共同支持它们的发展。所谓“优惠度”低并不是商业贷款，这一点国内外常有误解。“优惠度”是以赠予成份多少计算的。说优惠度低就是赠予的成份低。但这类贷款在期限、利率、宽限期等诸多方面都大大优于一般商业贷款。它更像多边开发机构发放的所谓“硬贷款”，因此，将这部分贷款称为商业贷款是不正确的。
中资银行的一些恶性竞争主要源于个别商业银行并没有按商业银行的原则行事引起的。只要商业银行真正按商业原则办，就不会有恶性竞争。
记者：过去的一年，贵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雪中送炭”的作用，多渠道支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在贸易融资方面，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案例或产品创新？
李若谷：进出口行一直非常关注金融危机给全球贸易及贸易融资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全球贸易复苏。对外勇于承担政策性银行“雪中送炭”的应有职责；对内挖掘危机之中蕴含的机遇，逆势前行。过去的一年，进出口行主要在贸易融资的产品和服务两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在产品方面，进出口行积极开发贸易金融产品，已形成了能够满足整个贸易链条各个环节各种需要的丰富的产品体系。通过国际结算、开立各类保函、打包贷款、进出口押汇、出口商业发票贴现、进出口保理、国内保理、工商企业国内代付、福费廷等各类应收账款买断业务等贸易金融服务产品的组合，满足企业进出口贸易全过程的贸易融资需求。
例如，因金融危机对船舶市场的影响，国外船东获得银行融资和保函出现困难，严重影响中国船舶出口，为此，进出口行试点开办了船舶出口买方信贷项下的船东付款保函，通过提供保函与信贷相结合的金融服务，促成中国船厂新接订单、拓宽市场、扩大中国船舶出口，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在服务方面，进出口行对授信审批和申请条件进行创新，做到便利客户与风险保障兼顾。针对金融危机情况下企业授信额度普遍不足影响贸易融资发展的情况，进出口行根据贸易融资业务特点，调整授信审批和融资申请条件，推进符合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特点的授信和评审机制，改变单一关注企业财务状况的做法，降低了企业融资门槛。此外，进出口行还加大办理无需占用企业授信额度的应收账款买断和出口双保理业务，帮助企业增加贸易机会，开发新兴市场。
进出口行在这方面支持过一些企业的发展，像厦华、翔鹭石化、TCL等。比如厦华，曾是连续三年亏损的企业，到2008年末已资不抵债11.04亿元，内外交困，濒临破产。经过我们调研发现，厦华在研发、生产制造以及海外市场拓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并且该企业不缺技术、不缺订单，就缺资金。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良性发展，我们果断为其提供贷款，大大缓解了厦华的资金压力。在进出口行的带动下，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等其他银行逐步恢复了厦华的授信额度。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目前的运营状况？下一步是否还会成立其他产业投资基金？
李若谷：自2009年4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宣布，中方将发起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下称“中国-东盟基金”）以来，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我们已经完成了该支基金首期近10亿美元的募集工作。在国际上，设立这样一支国际化的私募股权基金通常需要至少18个月或两年的时间。目前，进出口行已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交股份）和世界银行（世行）下属国际金融公司签署了投资谅解备忘录。在与各投资人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已开展基金涉及的各法律主体的筹建工作，基金正式投入实质运营。同时，凭借进出口行在东盟各国经济合作的项目优势，中国-东盟基金已储备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点跟踪项目中有些投资条件已较为成熟，有望近期启动投资。进出口行还将积极争取承办或参与符合国家政策，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投资基金。
记者：我们知道，您既是银行家也是学者，在多种场合敢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您有何建议？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单一货币无法克服“特里芬难题”，而多极化货币又带来了交易成本的问题。如何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李若谷：我是在2002年提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大势所趋。我们应顺势而为，根据中国国情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首先，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渡阶段。中国应为区域贸易和投资中采用人民币计价提供各种便利，包括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中国资本与货币市场上的投资便利等。第二，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人民币的币值应使用一篮子货币定价，并在一定的区间内浮动。第三，提高金融管理水平。目前中国管理一个开放资本和货币市场的能力有限，不解决好这一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就可能给中国市场带来风险。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和资本账户的开放需要中国有坚强的金融体系和深度发展且灵活的资本市场做后盾。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不相适应，必须改变，这已是大家的共识。但如何改变，尤其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本位币如何选择是个复杂问题。要克服“特里芬难题”，同时又要解决多极货币导致的交易成本问题，就需要创造一种不是一国货币的世界货币，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现阶段看，改造现有的特别提款权，使其真正成为支付货币，从而以某种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篮子货币”取代现有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不失为一个可行方案。这一篮子货币的选择要进行探讨，可以综合考虑一国的GDP、贸易、储备、人口及其在世界上的占比等因素。（摄影 常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