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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中外对话”组织过一次访谈，探讨中国执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下称《办法》）一周年来的得失。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当时说：“《办法》实施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上几乎无所作为。”
中国企业家不爱公开环境信息，但在环保宣传上却很积极。他们在公开活动中从不质疑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也不否认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绿色公司年会” （下称“年会”）是这些企业家成立的环保讨论平台。从2008年首届年会开始，企业家们不停地向公众传递他们的关注重心，话题从“绿色竞争力”到“绿色变革”，再到今年第三届年会的“绿色进化”。
今年四月底发布的“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单” 是该平台“进化”三年的成果之一。榜单由年会主办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旗下的道农研究院发布，其首席专家杨鹏撰文说，该榜单是“向世界推荐在绿色转型方面最有眼光、最有责任担当和最有行动能力的绿色领袖企业。”
但发布榜单时杨鹏透露，榜单评选专家组在对近1500个企业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企业还没有习惯披露数据，企业环境方面的数据非常残缺，这是做榜单最大的困难。
但企业家在表达环保热情上从不吝啬。
参加今年年会的企业家总是大谈如何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从事英语教育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说自己有尿频习惯，为了不浪费水资源，晚上小便时不会冲马桶，而是和第二天早晨的一起冲掉；做投资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极力推荐太极拳，认为练太极拳仅需要几平米的地方，是最环保的运动方式。个别企业家也抛出极端言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年会前宣称，做电子商务就是为了消灭纸张；而制造空调的远大集团总裁张跃曾公开表示，他的目标是消灭空调。
2004年，100位企业家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工作内容从治理沙尘暴到设立生态奖项，现在又拿出资金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个别企业家开始拿出资金建立非公募基金会参与环保。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者之一、地产商冯仑2008年发起的“万通公益基金会”。他模仿美国由企业家发起的公益基金会运作方式，期望万通公益基金会能独立运作，不受企业影响。
公开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亲自参与环境公益活动，为参与此事的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但这些行为掩盖了一个事实：企业家的环保言论或公益行为与企业本身是否绿色，不是一回事。很多事实显示，中国企业的绿色进化还停留在企业家嘴上。
2009年英国慈善团体碳披露项目（CDP）中国报告认为：“关于碳排放的数据搜集与管理，将成为中国公司低碳之路的主要障碍之一。”
CDP每年都向几千家企业申请碳信息披露。中国的咨询公司商道纵横从 2008年开始与碳披露项目（CDP）合作，向100家市值最大的中国上市公司发出碳信息披露请求。2009年仅有11家上市公司填写了问卷，18家上市公司提供了相关信息；而2008年有反馈的企业数分别是5和20。尽管情况在好转，但比例依然很低。去年10月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针对位列世界500强和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企业做了调查，报告显示18家公司下属的25家工厂无一在《办法》规定的时限内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
2006 年起，“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先后发布并持续更新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收集了2004 年来中国官方公布的各种环境信息。截至2010 年3 月，两个数据库收集的企业环境监管和处罚记录超过58000 条。“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克服披露缺陷香港有责》确认，通过分析他们的污染地图汇总的数据，截至今年3 月1 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中共有175 家企业存在可公开获取的环境违规记录超过750 条。
中国企业只绿化形象不绿化核心业务，有其原因。企业知道，真变绿需要多花钱，而仅仅把形象变绿就便宜得多。所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年会上说：“如果找不到绿色的商业模式，一切都是口号。”
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有效方法是，让企业变绿的同时有钱可赚。所以中国政府和学界将绿色发展看作解决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良方，正在从不同层面给予支持。这对企业来说是一根萝卜。
今年年会的绿色金融分论坛上，做投资的数位企业家信心满满地说，投资绿色有钱可赚。但如果政府不转变思维，推动绿色发展，这个萝卜就不起作用。
中外对话副总编刘鉴强的文章《中国环保的“胜利”被戳穿》说明，个别政府部门在发布环境变好的假信号，等于变相为污染企业辩护。这无疑会减慢中国企业绿色进化的步伐。
很多环保人士将企业变绿的希望寄托在《办法》上，因为它有利于公众参与，进而监督企业污染。马军在4月接受一个访谈时说：“《办法》奠定了基本环境信息公开的法规和政策基础。”但两年来，企业的信息公开乏善可陈，并没有企业真正依据《办法》披露信息。
今年《办法》两周岁时，中国媒体连庆祝它“生日”的兴致都没有，仅有“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本文提到的报告，政府方面也没有动静，《办法》似乎已被遗忘。
如果不能用萝卜诱使企业自发变绿，《办法》又失灵，公众不能给企业施加变绿的压力，中国企业的绿色进化可能只会停留在“洗绿”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