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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8年下半年，奥运会之后，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做了战略决定，就是要以中国为中心建立新的区域。过去他们只是在美国、南美、亚太和非洲运作，现在他们要增加一个新的区域，叫亚洲区，以中国为中心，进行亚洲陆地区域所有的生态保护。一是由于我与他们彼此比较熟悉，二是TNC做新组织建设的要求，是需要一个热爱生态环境、有一定熟练英语程度的组织建设者，因为这是一个跨国的NGO组织，第三要求是最好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所以我就来到了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开始组建这个新的区域机构。
亚布力观点：您对于中外NGO组织的差异有什么看法？
张醒生：实际上，所有的NGO组织，包括“亚布力论坛”也是NGO组织，都会逐渐走向企业化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我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跨国公司仍然是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政府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过去NGO组织都比较弱小，但是全球的NGO组织将成为一个世界新的力量崛起。从哥本哈根峰会，从气候变化而引发所有国际非政府间的谈判中，也都可以看得出来，NGO组织在国内外发展得都很快。2008年四川大地震，是中国NGO组织和志愿者组织觉醒的元年。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周围许多朋友事业有成以后，都开始介入慈善机构的创建，加入NGO组织的行列。最有代表性的是王石和牛根生，牛总已经成立了自己的“老牛基金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中去，并获得中国慈善家“终身成就奖”。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走进这个领域。
从这个角度来讲，蛮有意义。当年我在爱立信的时候，走过跨国公司在中国复制、发展、本土化的过程。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是一家跨国NGO，它在中国也会如此发展，我完全可以与许多企业界朋友一起，把跨国NGO和本土NGO融合的成功故事再演绎一遍。因为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上一届的董事长是美国刚退休的财长保尔森，保尔森过去是高盛的董事长，保尔森在中国有许多的朋友，他的许多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所以大家都非常了解。过去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在中国的朋友们一直没有发力点，现在听说要我组建TNC新组织的消息后都表示支持并愿意参与，所以2008年10月底，我说好，让我们一起做新的事，一起做一桩我们共同的事业——生态保护。
虽然我现在担当北亚区的总干事长，但更多的工作是发动社会资源。最近我们就成立了TNC中国理事会，才几个月的时间，中国理事会基本囊括了中国现在对环境保护最有热情和名望的一批企业家，包括田溯宁、胡祖六、牛根生、马云、郭广昌、黄怒波等等20位，这其中还包括中国最有名的艺术家曾梵志先生和吴建民大使。如果追踪他们这两年的足迹，我们会发现他们这群人在公共场合的讲话越来越绿色，越来越与外部环境相关。谈自己的企业少了，谈社会大众关心的共同利益多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趋势，当企业做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们的视线会从本企业内转移到社会上，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这都是一个趋势。
慈善公益应走专业化路径
亚布力观点：目前国内的NGO组织还与国外有一定的差异，有许多企业也希望做公益基金等一些工作，但是这里有一些限制。比如曹德旺，他特别希望捐出自己的股份做成基金会，但这其中遇到了许多困难，针对这点，您对国内的企业家有没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张醒生：第一个是政策方面的滞后，比如曹德旺要捐股份，在国外这是非常容易做的方法，股份是可以捐出来成立基金会的。国外基金会的管理，是每年至少拿出基金会中规定的比例来做捐献，然后政府再进行免税资格考核。但是在中国，由于政策上的限制，由于证监会、财政部以及税务局等部门的管理，再加上中国的慈善法、关于NGO的法律都还没有出台，没有这些相应的配套法律。如果捐赠股份做基金会，还需要证监会批准，这一系列的政策滞后使得现在许多想做慈善事业的企业家有一定的困惑，尤其在国内A股上市的企业家，在其他地方上市的企业还好办一点。
其实，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政策上自然没有人考虑。现在社会对慈善等NGO事业的需求越来越大，我相信除了曹德旺，还包括“新华都”的陈发树，下一步中国许多企业家都会走这条路。比尔·盖茨、巴菲特已经给大家做了榜样，大家都会做，因此在人大会、政协会上，这类的提案会越来越多。当提案形成一定的需求之后，政府必然会考虑，所以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一点不担心这种趋势。
第二个问题，许多企业家自己做基金会，原始的想法是自己直接做项目。李连杰一腔热情的成立了“壹基金”之后，经过三年的运作，他最后明白自己不可能包打天下，那怎么办呢？李连杰的壹基金现在做成平台，它是一个资金募集的平台，是一个NGO的NGO，像投资中的fund’s fund，基金的基金。它用收集来的钱去支持本地的NGO执行机构，让本土的NGO持续工作。这样，“平台——NGO——本地NGO”形成了产业价值链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家族成立一个基金，但是家族自己不会去做所有的项目。包括比尔·盖茨用几百亿美金的价值，成立了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之后，总共就四五十人管理基金。每年他们把用于防治艾滋病的全球需求都交给本土的NGO做，之后他们会直接对项目进行评估追踪。所以我认为中国下一步也会这样，虽然现在没有法律，暂时落后一步，大家没有办法尽快付诸行动，但是将来很可能有许多企业、家族会成立基金会，把自己的财富放在里面，每年由基金会拿出相当比例的资金，或者是用股份转化成的基金支持公益项目。可以预期，将来中国会有很大一批这种模式的NGO平台。届时，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和NGO事业的春天就到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美国是全球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大约每年募集的慈善资金是1600亿美金左右。出钱的主要是公司、家族和个人，这些资金在美国扶持了一个个全球最强盛的NGO组织和NGO组织网络。NGO组织中不同的社会需求都得到了反映，包括生态环保、医疗、教育、宗教、救济等等，再细分还包括人类所看到的所有困境、野生动物保护、水源保护等。我认为中国未来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慈善事业还在起步阶段。改革开放的路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到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今天中国NGO事业就相当于199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2020年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的社会慈善事业和NGO事业，就像2008年的中国企业回望1990年或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期的发展一样。时间不长，但是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亚布力观点：现在世界各地灾难频发，作为企业家每天只是捐款就够了吗？只是捐款似乎作用有限，大家不知道钱用在了什么地方，这里有一个落地的问题。
张醒生：对。尤其是四川地震之后，给社会和人民留下了许多的思考，大家都非常积极地捐钱了，有的人也自己带队伍到现场去做了。但是，是不是每一次自然灾害都可以这么做？我认为恐怕不大可能了。第一，不同的自然灾害需要不同专业素质的人。一个企业中不可能养这么一批又能够地震救援，还能够抗旱救灾，还能够防御洪水，还能够应付艾滋病等社会灾难的队伍。因此我们一定要倚赖社会的专业机构，一个是专业的救援组织，这需要有专业装备的。包括矿难救援，普通人下去就只是死路一条。比如有人掉到污水井里面，有些参与救援的人不具备专业素养，下去救别人，结果把自己也扯进去。这就像社会分工一样，未来救援这方面一定需要专业的团队。同样，公益慈善事业未来要走专业化，比如比尔·盖茨扶持的NGO组织一定要具备艾滋病的起源、传播、治疗、关怀等知识。像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这样的组织，在全球35个国家有4000名员工，其中有800个顶级的科学家在做生态保护的各方面工作。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污水就来做，而一定要经过科学的分析，比如污水从哪里来、污水中的成份是什么、污水处理怎么完成，需要从生态的角度进行完整的分析，才能够实现一项工作。所以这是非常专业的工作，这是未来社会分工一个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