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食蚊鱼（图片来自On Earth杂志）
这是一条小小鱼，比你的小拇指还小一点。但它却是鱼中的“小强”：它能在污染如下水道一般的水中生活；就算被从马桶冲下去，它仍能存活；连毒药，都不一定能弄死它。
10月17日，它与其余1000尾同胞，“扑通”被投入广州白云区螺涌公园的水里。
它叫食蚊鱼，祖先来自遥远的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在广州主政者眼里，这小小鱼带着神圣而重要的使命：它们是广州市政府向登革热宣战，其庞大“军团”中的重要一员。据媒体报道，至少有5.4万尾食蚊鱼，被投入广州市的几大水系。
不过，很快有专家指出，食蚊鱼“既吃蚊也吃鱼”，属于入侵物种，会损害本地生态。
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广州海珠区赤岗街道办“登革热宣传点”的摊位，两个工作人员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桌上摆了药品、驱蚊片，尽管人来人往，却没有任何人上去咨询。
“没人理他们，他们也不理任何人，”有小区居民说，“他们就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更像是在完成政府任务。”
这一天，广州登革热病例数已经突破三万，超过往年病例数的三十倍。
“当下，打药灭蚊是政治，”在广州已从事20年害虫防治工作的总工程师伍明亮感叹。他担心的是登革热疫情当前，广州全市到处喷射化学药剂灭蚊，会对生态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为应对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登革热疫情，广州全城出动。行政命令下，基层、社区、医院，处处压力巨大。疫情总算是控制住了，但留下的反思却不容忽视。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断骨热”疫情
今年，广州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登革热对广东人并不陌生。伊蚊叮咬患者后，再叮咬其他人，就能传播病毒。虽然死亡率低于1%，这却是一种让患者非常痛苦的疾病。西方称其为“断骨热”：“全身骨头像断了似的”。
在过往年份，广州每年的登革热病例数很少超过1000例。而今年，根据广东省卫计委的通报，截至10月26日，广州已有34186例登革热，是过往年份的三十多倍。
为何今年疫情如此凶猛？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院长陈晓光称，周边国家或地区登革热大流行是首要背景。
凤凰网查阅各国病例数据发现，在东南亚，泰国病例已超过13万；马来西亚超过7万；台湾超过6000例；与广东邻近的香港，目前超过80例；日本也在9月发现自1945年以来的首次疫情，至少70人染病。
陈晓光告诉凤凰网，广州今年夏季高温多雨，造成伊蚊孳生地增加，伊蚊生长周期缩短、密度增加，这也是今年疫情凶猛的主要原因。
广东省卫计委提供的通报数据显示，从9月29日到10月14日，每日新增病例都在1000例以上，几乎能抵上往年一年的总病例数。最高的10月8日甚至达到1618例。
按登革热传播特性，如不进行蚊媒控制，增幅将是几何级数的爆炸性增长，“今天1000例，明天就是2000例，后天就是4000例这样的倍增，”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智聪称。
书记市长都坐不住了
尽管早在1月就出现了首例病人（比去年提前了七个月），广州市政府真正大动干戈向登革热宣战，却到9月下旬才发生；那时病例数已经高达6000多例，是往年年份的六倍之多。
陈女士69岁的母亲，不幸中招，染上了登革热。她告诉凤凰网，9月26日她带母亲去医院时，广州很多医院、疾控中心感觉还完全没有“动”起来。
“我在网上查，官方说各区疾控中心都能检查是否登革热，结果我去了越秀区疾控中心，对方竟然说是周五下午，不办公；最后只能带我妈去了广州市第八医院，才能做检查，”陈女士回忆说，她家幸好有车，如果家里没有车的市民，带着病人转来转去，肯定会延误病情。
陈女士的母亲治疗登革热，共花费超过5000元，而且医保不报销。“老人患病后，心理负担很重，”陈女士说，母亲患病后老怕传染给家人，一看到有蚊子就赶紧去打。
陈女士的母亲还有一位病友，一家三口去越秀公园转了一圈，回来就全得了登革热，包括孩子。
广东省卫计委直到9月22日才开始每日通报登革热疫情数据。在此之前，本地媒体甚至无从知道疫情数字。
至于广州为何会拖到9月才大动干戈，坊间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说怕公布登革热疫情会影响即将召开的广交会（尤其考虑到今年严峻的经济形势）；有人说，因为市委书记新官上任，怕民间有不好的联想。凤凰网则从不同渠道都听到同一个消息：好几位省级领导都患上了登革热。
9月22日，新官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市委书记任学锋，主持召开登革热防控工作会议，“由各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把责任分解到各街、社区及单位和个人”；23日下午，任学锋亲自到海珠区沙园街道实地检查防控措施；23日晚上，市长陈建华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强调要打一场消灭蚊虫、防控登革热的战役”，并要求“全力争取在国庆节后出现（疫情）拐点”（实际上，广州的疫情数据直到10月18日才降到600以下）。9月24日，广州开展全市集中灭蚊行动。“灭蚊不达标的街镇要问责”、“对防控不力导致疫情蔓延的，要坚决追究党政主要领导责任”……市长陈建华撂下不少“狠话”。
市委书记、市长一声令下，行政命令就像一阵风一样，全市都“动”起来了。轰轰烈烈的“抗登”大战就此展开。
居委压力巨大，“一边喷药一边哭”
“灭蚊大战”打响，全广州各居委都“动”起来了。
“哪个街道防控不力，领导要问责，”市长陈建华说得毫不客气。
基层压力巨大。
“从国庆节开始，到10月20日，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有居委会人士向记者抱怨。
据记者了解，“十一”黄金周期间，广州全市所有居委会，基本上都没有休息，连续7天加班加点，到处喷洒药水，逐家逐户派灭蚊片。
“我今天8个小时都在爬楼梯……”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如是抱怨。
最糟糕的是，有些居委称，加班的通知是10月1日上午才下发，要求所有人回来加班。很多居委会工作人员本来已经安排了与家人出游，有些报了旅游团的，都不得不退团回来加班。
有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本来打算与丈夫去菲律宾薄荷岛玩，花了三千多元买机票，却在10月1日中午收到通知，要回居委加班。另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本来都与丈夫、孩子一起高高兴兴开车离开了广州，却在路上收到加班通知，不得不中途折回广州。还有一位工作人员称，自己本来计划好了国庆期间要去好几个地方玩，全程去这里去那里已经定了11张火车票，结果只能全部退掉。
这边厢是全市各居委加班加点，那边厢，政府继续不停加码。
10月4日晚，广州市政府紧急发布《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控登革热的通告》，提出“全民动员”，“发动居民进行环境卫生大整治，开展翻盘倒罐行动”。
10月5日，天河区政府通报称，建立起“学校+街道+社区”联防联控机制，其中石牌街的华师大社区每天安排3台消杀机对绿化带、沟渠等重点区域不间断药物喷杀，对沙井盖、下水道、楼顶、车库等易滋生蚊虫区域投放灭蚊药剂，在学校每栋楼宇下边的沟渠上铺上塑料纱网……
越秀区东园新村居委会主任汤晓萍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称，每天的工作就是“抗登抗登还是抗登”：“我们居委会每个人都病倒过了。”
辛苦不是最难受的。很多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上面”“下面”都有压力，经常感到委屈。
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微信上写，说自己前一天才辛辛苦苦把各卫生死角清干净，第二天又有垃圾，正好被领导看到，挨了骂，委屈到“一边喷蚊药一边哭”。
番禺区某街道免费为群众发放蚊拍，没想到来领取的群众数量之多出乎他们的预料，来晚了领不到蚊拍的街坊，就挤在居委会门口大声叫骂。居委会人员感到非常委屈。
压力巨大下，有些居委会开始使用一些并不科学的灭蚊方式。
国家卫计委巡视时就发现，白云区有些地方清理积水，居然是往积水里倒石灰。“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省钱……那孑孓疯长，一点都不怕(石灰)，”有跟随国家卫计委巡视的记者告诉凤凰网。
在白云区新兴白云花园，工作人员甚至往下水道里倒石灰。“伊蚊不在下水道里生长，这样做只会让下水道发黑发臭，也会破坏相应河涌里的生态，”有专家如是称。
还有些地方采用的是全天候灭蚊，而不是在蚊子最活跃的清晨或黄昏灭蚊。
“做了很多无用功，很多办法可能只是自欺欺人，或者只是安慰自己说我做了就行。有些主意很明显就是居委会主任一时头热想出来的，完全没有咨询过专家，或者听说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学，”一位知情者告诉凤凰网。
“增城还下发了一个疫情防治通知，规定不可以养富贵竹，如果不听劝告停止养竹将进行停水停电处理。这情景真让人无奈！”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微博上如是称。
廖新波认为，许多城市没有充分重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只在评比前后和疾病发生之后才进行堵、禁、治。
国家卫计委的专家组点评认为，官方组织的灭蚊工作也存在问题：一方面灭蚊工作存在消杀过度，同一个地方连续每日一次喷洒灭蚊会浪费人力物力，“一个星期一次，或三天一次足矣”。另外，个别地方灭蚊轻重“失衡”，马路、广场等干爽的地方灭蚊，而某些地方却消杀不足，对卫生死角如建筑工地、大叶灌木丛、地下网管照顾不周。
除了“不科学”灭蚊，形式主义也大行其道。廖新波在新浪博客上挂出一张图，横幅上写这“无积水、无伊蚊、无登革热”，下面却是垃圾成堆，污水横流。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微博上挂出的图
“发动群众”有时也欠考虑。在白云区，连小学生和老人都被发动起来，到草木丛生的地方“清除卫生死角”；在某社区还有孕妇被动员出来参与捡垃圾的。“小孩、老人、孕妇本来就是登革热易感人群，让她们到草丛密集的地方捡垃圾，非常危险，加上还有化学药物的潜在威胁，”一位一直跟踪登革热的广州记者告诉凤凰网。
这位记者还上去问一位参与喷药的老人“志愿者”：“你不怕被蚊子咬？”
“没想过啊。”
“领导有没有告诉你，如果被蚊子咬了怎么办？”
“没有，”老人老老实实地回答。
“运动式”化学灭蚊可能带来生态灾害
更加糟糕的是，大量使用灭蚊药，不可避免要对环境造成影响。
有专家形容这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做法。
在全城灭蚊大战中，有社区甚至对药剂不加稀释就直接喷洒。
多年从事昆虫生态研究和害虫防治工作的伍明亮，是广州市汇城害虫防治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他对大规模打药灭蚊忧心忡忡：害虫会对化学药剂产生抗药性，“长期滥用化学农药会导致害虫再猖獗，在害虫防治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他在网上撰文写道。
伍明亮认为，科学的防治对策应该是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发挥自然天敌对害虫的控制作用，尽量营造一个有利于天敌而不利于害虫的环境，而不是一剂猛药下去，把害虫和天敌全搞死。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应慎重使用化学农药，”伍明亮再三强调。
伍明亮称，基于其二十年灭蚊所看见的现象，是“蚊子越灭越多”。“我司于2000年开始至今，承包广州某大型小区‘四害’防治，根据合同的要求，不论有蚊无蚊，不论冬天夏天，每周一次在小区内全面喷施菊酯类农药灭蚊。”
他认为这样是不科学的。“蚊子越来越难灭，使用的农药就越用越高级，浓度越用越高”。蚊子在这种高强度的农药轰炸十几年下来，产生抗药性是必然的。
伍明亮还指出，以前广州小区绿化带有很多蜘蛛挂网捕捉蚊子，现在蜘蛛消失了，区内除了癞蛤蟆以外，很少见到有益的动物。
“失去了自然天敌的控制，灭蚊单独依赖化学药剂，造成恶性循环，越是打药蚊子越多，”伍明亮说。
据他估算，广州每年喷洒的农药保守估计有一千吨。“当中大部分的打药，不是根据虫情需要，而是定时定量按规程打药，美名为预防为主，实际上是典型的滥用农药。估计比合理需要的药量超过100倍……30年下来，广州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登革热的威胁，广州的化学灭蚊登峰造极。“隔两天就全市统一灭蚊，各种灭蚊神器轮番上演，全城处处毒烟腾腾。我司所承包的小区，居委要求天天全覆盖打药灭蚊。”
“香港为什么没有爆发登革热？人口也同样密集啊。不同的是，那里是观鸟天堂，广州的小鸟呢？”
伍明亮还说，有清远山区向其公司求购一吨除虫菊酯，“该地还没有登革热，是上级要求天天灭蚊，我说最好不打药，或打生物药剂；她却说这是爱国卫生运动。”
“我人微言轻，深感无力，当下，打药灭蚊是政治，”伍明亮感叹。
对伍明亮的观点，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智聪则表示：疾控中心一直有监测蚊子的抗药性，未有实证能证明广州的蚊子群落和抗药性发生显著变化。他认为“单凭一些印象进行倡导，并不严谨”。
广州日报则援引“省市疾控中心的虫媒防治专家”（文章并无署名）称，昆虫产生抗药性主要是在幼虫时期，而目前化学灭蚊主要是针对成蚊。
“灭蚊重点在孳生地集中灭杀幼蚊，而不是他说的灭成蚊；另外，灭成虫同样会产生抗药性，”伍明亮对凤凰网称。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院长陈晓光认为，从某一个地点“蚊子越灭越多”这种印象，直接得出“广州生态恶化”的结论，还需要更扎实的数据支撑。但如果长期使用化学药剂，而使用的数量又不规范的话，蚊子是会产生抗性的。目前的实验室数据显示，广州的白蚊、伊蚊（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有一定抗性，但不是很高”。他认为，社区、基层用化学药剂灭蚊，政府应提供更多的现场指导。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研究所所长彭少麟则表示：杀虫剂该施多大面积、浓度多大、用量多大，都应该进行相关研究。但据他所知，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投放食蚊鱼：将一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
10月17日，广州白云区螺涌公园，防治人员投放了3斤共1000条食蚊鱼。图片来自mayokyo/东方IC。
10月10日，广州市水务局在其官网公布一条通稿，题为《市水务系统多项举措防蚊灭蚊》，其中提到，为灭蚊，广州向市内河、湖投放了大量食蚊鱼。
马上有专家指出，食蚊鱼是世界公认的外来入侵物种，会挤占本地生物生存空间。
媒体多次向市水务局询问投放食蚊鱼的数量、范围，但市水务局却三缄其口；这个措施如何出台、谁做的决定，也不肯交代。
据本地记者了解，天河区的天河公园湖、乞巧公园水系、新塘水库、岑村水库及车陂涌、沙河涌等山塘水库、河涌，分别被投放食蚊鱼5.4万尾。
美国环境新闻权威杂志《On Earth》称，食蚊鱼从1905年开始了其“入侵全球”的旅程。那一年，一位夏威夷生物学家大卫·佐丹（David Starr Jordan）——他也是斯坦福大学的创始校长——为了控制夏威夷岛上的咬人昆虫，在休斯敦附近找到了这种虽小而凶悍的鱼类，并带回了夏威夷，形容其袭击幼蚊就像“狼入羊群”。
夏威夷政府随即大量引入这种鱼类，1910年左右，这种鱼类被引入亚洲。
投放只是一瞬间的事，要消除它们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在1936年，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鱼会对本地生态造成负面影响。但七十多年过去了，关于如何消除食蚊鱼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全世界的科学家们似乎都没有找到非常有效的方式。
在美国，目前已经很少再用食蚊鱼作为对付蚊子的措施。科学家们认为，很多本地鱼种也可以食蚊，没必要引入食蚊鱼这样损害生态的鱼种。“只要水里有鱼，能孵化出的孑孓数量几乎就是可忽略不计的，”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水环境研究者Peter Unmack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本不需要特别引入食蚊鱼。”
食蚊鱼是入侵物种，并不是只有外国人知道。在广州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一本小册子里，明确把食蚊鱼列为“不宜在广州自然放生的常见物种”，在广州属于危害程度最大的外来入侵水生动物之一。
全国水生夜深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则告诉广州日报记者，作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食蚊鱼大规模向环境中投放要“慎重”，投放的权限不在省、市，而是由农业部批准的，因此地方一个部门没有权限大规模放外来物种。
面对媒体的质疑，广州市水务局只是答非所问地说：“食蚊鱼不会污染环境”，并说“这个措施是按照爱卫办有关灭蚊的指引做的，应该是安全的”。
后来，市水务局又说，这次引入的食蚊鱼来自“广州周边地区”，而不是从国外引进。
不过，市水务局官网上那条最早透露投放食蚊鱼信息的通稿，点进去后，只剩标题和日期，正文已经一个字都不见了。
《On Earth》杂志那篇关于食蚊鱼的报道，标题就是：“把一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
病例数字是否反映实际？
“（登革热）实际上的发病率比官方公布的还要高，”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兼大内科主任周昭远如是称。
“登革热爆发早期，疑似病例可由所在医院抽血送疾控中心检查来确诊，中间有几天不知什么原因，要病人家属到银行交检测费用再自己送疾控中心去检测，后来因各方反应大，才决定由各医院自己检测，”他说，这种做法，很容易使病人家属嫌麻烦而拒绝送检。“那几天的上报新增病例数肯定比实际发生数要少。”
另外，周昭远称，由于登革热重症少，病死率低，相对转归较好，有些门诊医生为减少网络直报的麻烦，对病情较轻的疑似登革热病人，故意不查登革热抗体，直接给予治疗，导致疾病的漏诊。也有病人嫌检测费贵，拒绝检测，所以公布的病例数应远远少于实际数。
除了总病例数可能少于实际，也有人质疑死亡数据。
目前，官方称，广州登革热共报告5例死亡（上一次广州出现登革热死亡病例，是在1991年）。
“广州目前病例超过33000多例，只有5例死亡，从死亡率来说，不太可能，”有专家称。
仅有6000例病例的台湾，目前至少有6例死亡。
“按照我在医院里看到的情况，全市死亡案例肯定不止5人，可能某一家医院都不止了，”有参与登革热救治的医生说。
按照广东省卫计委的通报数据，10月6日以后再没有因为登革热死过人。“这不正常，不科学，”有专家称。凤凰网查阅省卫计委通报数据，发现从10月6-11日，病例数一直在1000以上；12日突降为668例；然后13日、14日也在1000例以上；直到10月18日，病例数才降到600以下。
结语
“领导不动，下面不动；领导一动，下面乱动，”有知情者如是描述广州的“登革热之战”。
面对凶猛疫情，全城出动也无可厚非。不过，有不少专家指出，像灭蚊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常态式”而不是“运动式”。
而官方则经查指责民间“不配合”。比如有些街坊不愿意让居委会工作人员入屋灭蚊。
为应对登革热，广州投入了多少钱？凤凰网未能查到相应数据，但有专家估计，光灭蚊与设备投入，就数以亿计。“这已经是很保守的估计了。”
登革热疫情趋于严重，很可能是个长期趋势。世卫组织称，近50年，登革热病例增长了30倍，原因包括人口增长、城镇化、人口流动趋繁、塑料等垃圾量激增。
“由于气候和环境变化，加上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和人流量，登革热在中国可能会越来越普遍，”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副院长陈晓光告诉凤凰网。
“广州算是医疗资源非常好的大城市了，又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另一位专家对凤凰网说，如果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应对疫情都出现不少不科学的做法，其他城市又如何？对登革热如此，如果埃博拉来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