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通过逼迫杨廷和退休,通过严惩在左顺门请愿的官员,通过对张璁等拥护者的提拔和对杨慎等反对派的惩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踌躇满志之时,有几个宫女竟然敢虎口拔牙,几乎活生生地要把这个不可一世的当朝皇帝勒死。这倒是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
说到这件事情,恐怕还得补充叙说一下嘉靖皇帝的身世,说一下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杬和母亲蒋氏到湖广安陆州后,一共生了四个子女,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最小的一个。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见过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在出生之后五天就夭折了;他也没有见过他的大姐,因为这个大姐在4岁的时候也病死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6年,嘉靖皇帝出生时,他的二姐当时4岁。但当他6岁的时候,这个二姐也病死了,死的时候只有10岁。
那个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之说,高出生率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出生率高,人口却并没有疯涨,这就和高死亡率有直接关系。因为那时的疾病防御和医疗系统都比较欠缺。但作为一个藩王府,经济条件应该比较优越,医疗条件也不会太差,四个子女竟然死三个,这就只能从两个方面寻找原因。第一,可能是这个家族的身体基因不是太好。第二,可能是这个家族对于湖广安陆州这个地方的水土不是太适应。当然,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到嘉靖皇帝13岁时,父亲朱佑杬也病死了,只剩下他和母亲蒋氏相依为命。母亲蒋氏对儿子的牵挂与关切,固然是母子情深,但不能不说这和前面三个子女的夭亡,以及仅存的这个儿子朱厚熜的身体并不硬朗有关。
从各种记载来看,这位嘉靖皇帝确实从小就体弱多病,来到北京,又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特别是做了皇帝,成为后宫之中唯一的“男人”之后,问题就更多了。
当然,在后宫里面还有不少宦官在服役,但那都是形残之人,算不得真正的男人。这也是中国和东方各君主国的一个共同特点。为了保证皇位的后继有人,皇帝可以妻妾成群。各种小说和评书所说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并不过分。而实际上,不仅仅是后妃,在皇宫里面服役的任何一个女人,只要皇帝愿意,都可以成为他施欲的对象,都可以为他传宗接代。这是一个方面,由这个方面就导致了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为了保证皇族血缘的正统,除了皇帝和他的儿子们之外,在后宫服役的任何男人、任何有机会单独接触到后宫女人的男人,都必须是废除了生育能力的人,也就是说,必须是宦官。
15岁开始做皇帝的朱厚熜,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环境。在前殿,和他讨论国家事务、和他争论大礼议的人,都是须眉男人。而在后宫,陪伴他的,除了废除了生育能力的宦官之外,又全是女人。而且,这些女人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可以称得上是美女的女人。
男女之间,两情相悦,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一个15岁尚未完全成年的男人、一个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男人,面对着如此多的如花似玉的美女,而且,这些美女从法律上说都可以由他随意占有,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于是,就开始有人向皇帝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呢?主意有两种。第一种主意,是劝说皇帝清心寡欲,多考虑国家大事,少接近女人,生活要有规律。但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接受这种主意的皇帝好像不是太多。嘉靖皇帝也属于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皇帝之一。第二种主意,是建议皇帝想办法强身健体、想办法增强各方面的能力。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嘉靖皇帝在内的所有皇帝,一般都乐意接受这类的意见。但是,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出这种主意的人在教嘉靖皇帝学习体操、练习武术,比如华佗发明的“五禽戏”,比如传说中由朱元璋发明的“洪拳”,或者是“少林功夫”、“武当拳术”等。看到的只是不断有人给他进献房中术、不断有人给他提供长生不老药。
有一位非历史学家说到他发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某一个朝代皇帝的子嗣即后代发生问题时,也意味着这个皇朝正在走下坡路。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它至少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个朝代的某些皇帝生儿子艰难,或者生了儿子却难养活,那当然说明他们的体力或精力下降,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意志和力量,没有太坚定的信心去管理国家了。比如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嘉靖皇帝,以及他的儿子、孙子,还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全都在子嗣上出现问题。于是,明朝政权和清朝政权的统治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反过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前半生打仗、后半生管理国家,那得处理多少事情?但他却一口气生了26个儿子,女儿还不算在其内。清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一生戎马,也有十多个儿子;康熙皇帝要管多少事情,倒有一百多个孙子,认也认不过来。而大明王朝、大清王朝则都是由他们创立或者推向鼎盛的。
嘉靖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政权或者走向鼎盛,或者走向衰退的时代,而他恰恰又是一个体弱多病且在子嗣上出了一些问题的皇帝,这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明朝的国家走向。
嘉靖十三年九月,这时的嘉靖皇帝年仅28岁,却因病连续一个月没有上朝。而在这之前,更因为身体问题,嘉靖皇帝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亲自祭天了。当然,说是两年,其实也就是两次。每年的冬至日,皇帝得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天。嘉靖皇帝对这两件事情一并作了解释,这个解释记载在《明世宗实录》中,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朕自幼多病,每次发病,总要持续五到七天才见好。这些年来,朕的身体更不如前,已经两年没有去祭天了。本想好好进行调整,以便来年身体好转,能亲自祭天。但近来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咳嗽多痰,夜不能寐,所以一个月都没法上朝。
嘉靖皇帝的这个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它也更能说明,嘉靖皇帝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对他的态度,特别是别人对他父母亲的态度。试想这样一个隔三岔五就要病一次,一病就要七八天才见好的孩子,父母亲要花多少精力在他身上。特别是已经有三个孩子因为体弱多病而死,那么他们对这个“硕果仅存”的孩子又该是怎样的操心和劳神?
皇帝因病连续一个月不上朝,这并不少见。但连续两年不祭天,在嘉靖朝之前的明朝却是前所未有。即使是不守规矩的正德皇帝,也只是因为正德十五年南巡滞留南京而耽误了一次,尽管因为在淮安落水,一病不起,但回到北京后还是补行了第二年的祭天礼。可见这祭天的重要性。因为皇帝自称天子,俗话说“君权神授”,你既然是上天的儿子,如果连祭天这样重大的事情都不亲自去做,皇帝也就缺乏基本的为人子、为人父的品质了,这皇位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所以《大明集礼》中有“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的戒条。皇帝不祭天不事天,就是大不孝。你皇帝如此不孝,还指望臣民为你尽忠吗?所以嘉靖皇帝要一再声明不是自己不想亲自祭天,而实在是身体虚弱,无法成行。
事实上,嘉靖皇帝既然是以“议礼”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那么在祭天的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不但不含糊,而且积极性特别高。从嘉靖元年到九年,当时还是每年的孟春同祭天地于南郊,嘉靖皇帝每次都是亲自为之。但当在“大礼议”中挫败了杨廷和等人之后,嘉靖皇帝便更热衷于改革礼制。于是在嘉靖九年,他力排众议,恢复洪武初年的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所谓天地分祭制度。他的理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所以都要分开祭祀。其实这分不分开,都是最高统治者一句话的事情。
明朝建立的时候,天地是分祀的。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所说的理由则是父亲和母亲本来就应该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够分开呢?就这一句话,合了。而现在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一句话,就分了。忙碌的却是为皇帝的决定提供依据的礼部官员们。他们引经据典,吵得不亦乐乎。皇帝一句话,就是结论,于是大家都称赞他的决定才是最英明的,并且乐此不疲地为这个英明决策寻找理论依据。
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就得做。所以在嘉靖九年及此后的嘉靖十年、十一年的冬至日,嘉靖皇帝都亲自到南郊祭天。但嘉靖十二年、十三年的冬至,都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亲自祭天,所以,造成的舆论压力就十分大。所以他要反复作出解释。
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有病就应该治疗,这本来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给皇帝治病和给普通人治病,却不一样。普通人病了,郎中望、闻、问、切,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目的很单一,就是把病治好。但皇帝却不同,他病了,专门给他治病的郎中,当时叫“御医”,也要望、闻、问、切,也要开出药方,也要对他进行治疗把病治好,但目的却不仅如此,原因就出在他有众多的嫔妃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又得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当然是皇帝自己。身体不好,体弱多病,那就应该好好调养,不要有过多的欲望。但满眼都是秀色,处处都是诱惑,嘉靖皇帝自己就把握不住了。唯一能够管住他的是皇后,但嘉靖皇帝脾气怪僻,皇后也管不住他,也不敢管他。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年轻美貌的嫔妃,谁又愿意守着一个专心养病的皇帝?她们也希望皇帝能够身体强壮。
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只有寄托在一种人的身上,哪种人?就是既能给皇帝治病又能让皇帝迅速强壮的人,哪怕是假强壮、外强中干的强壮也行。而这种人也十分现成,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不在皇帝身边也不要紧,一道旨意下去,相隔千山万水也得把他们召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最能让体弱多病的嘉靖皇帝满意的人,一个叫邵元节,一个叫陶仲文。
邵元节是江西贵溪人,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在当时,江西贵溪县龙虎山的上清宫可是了不起的地方,是天师道的“祖庭”,世代相传的张天师就住在上清宫,总领天下道教。所以这个贵溪也就以盛产道士而著名,邵元节就是当时龙虎山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人们相信他能祈雨、祈雪,也相信他能治病,特别是能治疗不育症。不仅如此,这个邵元节还有政治头脑。正德时,宁王在南昌谋反,派人用厚礼请邵元节,邵元节硬是托故不往。
嘉靖皇帝即位后,身体不好,有人便向他推荐邵元节。邵元节应召来到北京后,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接见,被安排在当时北京最著名的道观之一显灵宫居住,专门掌握皇家的祭祀祷告。
尽管文官们对嘉靖皇帝宠信邵元节十分不满,但邵元节绝非浪得虚名。首先,这位邵元节一定是位气象学家。有一段时间北京该下雨的季节没有雨、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但经过邵元节的祈祷,雨雪竟然就下了。当然,这雨雪绝非是邵元节能够“祈祷”而来的,但至少他预测到了下雨下雪的时间,所以选择了适当的时间祈雨祈雪,这就有些像我们现在诠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一般。其次,邵元节一定是位男子不育症的治疗专家。嘉靖皇帝15岁即位后,尽管后宫佳丽三千,却没有一个能够给他生儿子,连女儿也没有。但自从按照邵元节的要求调节身体、崇信道教之后,当然,也是吃了邵元节配制的药物之后,三年的时间一过去,嘉靖皇帝竟然是“皇子迭出”。
有如此大的本领,嘉靖皇帝怎么能够不信任邵元节?你们文官反对我信道教、吃灵药,你们哪个有本事祈一场雨、祈一场雪,为老百姓的农事出出力?你们哪个又有本事,让我生几个儿子?你们不行,可人家邵元节行。
尝到了这个好处,嘉靖皇帝更加笃信道教了。道士邵元节死前,又向嘉靖皇帝推荐了术士陶仲文。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陶仲文的出现,促成了宫女对嘉靖皇帝的谋杀。
这位陶仲文是湖北黄冈人,本来在黄梅县为吏,却学了龙虎山道士驱邪捉鬼的伎俩。后来因事到京城,通过朋友的介绍,住进了邵元节在北京的宅子。邵元节很欣赏陶仲文的法术,将其推荐给了嘉靖皇帝,并且为嘉靖皇帝的儿子治好了天花,所以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
但是,尽管邵元节和陶仲文能够帮助嘉靖皇帝“皇子迭出”,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嘉靖皇帝的体弱多病。为了满足嘉靖皇帝的需要,陶仲文使出了全身解数,并且冒着风险为嘉靖皇帝配制所谓的“长生不老药”,进献各种各样的房中术,让嘉靖皇帝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
但是,通过服药进补只能带来身体上的暂时性强壮,“验”的时候固然有,“不验”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嘉靖皇帝只希望“验”,而对“不验”十分恼火。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不验”是自己身体的本来问题,却怪罪于对方的配合不力,认为是对方配合不好而导致药物的失效。每当此时,嘉靖皇帝便对无辜的宫女乃至嫔妃进行惩治。嘉靖皇帝的性格本来就偏执怪僻,在大礼议中,人性中的凶残更一步步地迸发出来。药物失效的次数越多,对宫女嫔妃们不满的次数就越多,精神上的病态也就发作得越频繁。他开始把在大礼议中对外廷官员的惩罚办法行之于后宫。宫女嫔妃稍有不满,轻则厉声呵斥,重则棍棒相加,几年之中,因为细微小事而被打死、吓死的竟有上百人。嘉靖皇帝的第一个皇后,便是因为受到丈夫的训斥,惊吓而死。
什么叫“伴君如伴虎”,这才真叫“伴君如伴虎”;什么叫“暗无天日”,这才真是叫“暗无天日”。对于宫女、嫔妃乃至皇后来说,她们每天面对着的,其实是一个性虐待狂、性偏执狂。这个虐待狂、偏执狂一天不除,说不定哪一天死亡就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这种事情对于已经没有人身自由的宫女嫔妃们来说,只能忍受,忍受皇帝给她们的非人待遇;她们只能等待,等待有一天被皇帝打死或吓死。但在她们之中,却有几位宫女不甘忍受、不甘等待,她们准备与这个恶魔同归于尽。
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如果算公历,应该是在1542年的11月的一天夜晚。
这一天,皇帝在服用了陶仲文炼制的药物之后,来到了一个封为“端妃”的曹姓宠妃的住所。曹妃的这个住所名叫“翊坤宫”,和皇后居住的“坤宁宫”相距不远。这位曹妃虽然受到嘉靖皇帝的宠爱,却也时时遭受他的虐待。而侍奉曹妃的宫女,更是屡受凌辱和责罚。
在这些宫女中,有一位叫杨金英的,既为曹妃抱不平,更对自己的命运而担忧,她串联了十多位和她一样饱受凌辱和责罚的宫女,准备在皇帝再次来到翊坤宫时,与皇帝同归于尽。
这一天,皇帝来了。照样是一阵折腾,折腾之后便昏昏睡去。曹妃侍候完皇帝歇息,便去沐浴更衣。趁着这个机会,杨金英等人一拥而上,把嘉靖皇帝死死按住。皇帝从梦中惊醒,正要叫喊,却被人用布团塞住了口。宫女们虽然平日也要从事各种劳务,但哪里想过要蓄意杀人,而且还是杀当朝皇上。仇恨使她们齐心协力要杀死皇帝,但是,杀人的胆量和手段她们却并不具备,更说不上娴熟。
她们只知道人是可以用绳子勒死的,所以她们便用了一条丝绳,把嘉靖皇帝的脖子套住,然后用手拉扯。嘉靖皇帝拼命挣扎,她们便又打了一个结。但就是这个结打坏了,两个死结套在一起,越拉越紧,却就是勒不死皇帝。另外几个宫女急了,她们拔下自己的金钗、银簪,朝着皇帝身上便是一顿乱刺。
嘉靖皇帝从小在父母手掌心里长大,哪里经过这种阵势。且不说他又被多个宫女按住,动弹不得。即使没有按住,恐怕也吓得动弹不得。
所有这个过程,也许就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但对于宫女们来说,可能就像是过了一辈子。
眼见皇帝勒不死,有人害怕了,认为这皇帝他就不是人,他是“真龙”,是“真命天子”,他的命是归上天管的,可能不是人力可以谋害的。于是越想越怕,一个名叫张金莲的宫女跑出翊坤宫,直奔皇后住的坤宁宫自首。这是嘉靖皇帝的第三位皇后了。皇后听说一群宫女谋杀皇帝,大吃一惊,连忙带人赶往翊坤宫救驾。
杨金英等人见势不妙,只得抛下皇帝,四处奔逃。但这皇宫内院,又哪里能跑得出去?最后一个个被抓了起来。
皇后一面带人解开套在皇帝脖子上的绳索,一面派人召来御医。此时的嘉靖皇帝,虽然没有被勒死,却也吓得昏了过去。而伤势其实并不太重,只是被宫女们乱挥钗簪,扎得浑身是血。
没有被勒死的皇帝被救了,谋杀未果的宫女们,包括那位临阵脱逃、自首报信的,以及曹端妃,全部被处死。由于这个事件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又在后宫发生,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
据说宫女们被处死的那天,以及此后的连续几天,北京及京郊地区,漫天大雾。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在可怜这些命运悲惨的年轻女子。当时正值初冬,大雾天气本来十分正常,但人们却把它和“壬寅宫变”宫女被杀联系在一起,可见这个嘉靖皇帝虽然躲过了一劫,而且自认为是上天对他的庇护,但在民众的意识中,他却是最应该死的,他已经成了独夫民贼。
这个突如其来的“壬寅宫变”对于“大难不死”的嘉靖皇帝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这个“壬寅宫变”的失败,对于明朝、对于国家、对于老百姓来说,却可能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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