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走动着这样的风景: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在太阳即将升起的早晨,拄着一双铁拐,稳健地迎着朝阳走去,铁拐击打路面的声音沉闷而响亮,仿佛地球的心脏在跳动。
这样的风景不是我的幻觉,它就出现在我的上班之路上。在那条沿河的小道上,清晨的微风总是那么善良,抚摩着岸边的垂柳,犹如抚摩着这城市的头发。这绿色的城市的头发,最先听到铁拐叩问路面的声音,接着是居住在头发里的鸟儿,它们对这如期而至的打搅,似乎见惯不惊了,因此它们并不远走高飞,最多在头发里跳来跳去,用它们特有的动听嗓音,冲那人唧唧喳喳。是在抱怨他吵醒了它们的好梦吗?好梦留人睡,也留鸟睡吗?
我很幸运,因为我看到了鸟儿!在城市,我看到了鸟儿!我感到很幸福,并且不再孤单。鸟儿,我们的朋友,原来并没有被我们赶尽杀绝。除了幸福,我的心中还充满了感激———感激那些鸟儿,虽然它们为数不多,但足以令我肃然起敬,因为我相信它们是不忍心让人孤独,才顽强地活着,顽强地坚守着它们残败的家园。
我之所以说鸟儿的家园是残败的,是因为柳树只有不多的十来株了,它们在臭不可闻的小河边相依为命,许多树桩间杂在它们中间,它们相对无言地注视着那些树桩,神情肃穆而忧伤,仿佛在为死于非命的兄弟姐妹守灵。
但我短命的幸福很快就夭折了,一下子被悲凉取代。
是为那些鸟儿吗?还是为那些柳树?可以想像,在今后的日子里,柳树不会比现在更多,只会越来越少,它们最终会像它们的兄弟姐妹那样,成为惨不忍睹的残肢,最后连残肢也不剩了。到那时,这城市就没有头发了,就会成为荒凉的秃子。没有头发的城市是很难看的,就像没有头发的人那样。
我不敢再想,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个年轻人身上。
是一个少了一条腿的年轻人。他显然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我不敢贸然问他为什么起得这么早。在经过我的身边时,他友好地朝我笑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朝冉冉升起的朝阳走去。风景的色彩于是变得丰富而生动起来。阳光打在垂柳上,打在湿漉漉的城市的头发上,在鸟儿的吵闹声中心花怒放。阳光也打在年轻人的头上,仿佛给了他一顶美丽的帽子。他就戴着阳光做成的帽子,走到一棵柳树下,抬起了头。aIhUaU.com/zl/转载请保留
我看不到他的面部,看不到他的嘴,但我“看”到他在念念有词。
我忍不住走到他身边:“您在干吗?”
“我在数我的鸟儿,看看是多了还是少了。”
“你的鸟儿?”
他转过身来,低头看着矮小的我,似乎对我的问话感到奇怪,然后他笑了:“我们的鸟儿,咱们见者有份。”
“见者有份?”
“见者有份。”他肯定地说。
“谢谢。”我说,“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但他很快就不开心了:“我的爱丽丝不见了,可它昨天还在。”
他告诉我说:“‘爱丽丝’是他从前给一只老画眉起的名字,他在河边草地里抓到它时,它的一条腿断了,是他治好的。”
自从步入记者这一行,我从未幻想过自己会很出名或是弄一个“普利策奖”。然而,那天正当我惬意地坐在办公室里盘算着十几年后就可以退休时,老板却把我派去了战火重生的黎巴嫩。
“该死的!他们怕这世界安宁下来,他们就会远离头版头条吗?”我坐在吉普车里,不断地诅咒着这又一次的战争。吉普车飞驰在黎巴嫩的一条公路上,司机不得不像玩模拟游戏一样,不停地转动方向盘来躲避公路上的弹坑。突然间,“轰”的一声,我感到自己随着车瞬间飞了起来!吉普车遇上了地雷,强烈的爆炸使得车身横飞了出去!我甚至还未来得及反应发生了什么事,头就跟随翻滚的车身重重地撞在车顶……当我从炸掉的车门里被甩出来时,吉普车已经爆炸了!我摔在一块干涸的田地里,除了自己剧烈的心跳外我仿佛听不见任何声音。我的头有种喝过了很多烈酒后的眩晕感,竟使躺在地上的我萌生了还会继续倒下去陷入土里的恐惧感。我下意识地抽出压在背后的手,摸了一下头,发现头发已经全被血粘住了。我没有力气再收回手,就让它贴在头发上,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是在剧烈的头痛中醒来的。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的是一个破旧房子低矮的顶部———如果那也能算房子的话。几根歪曲的树枝架在只残留半截的黑墙上,上面盖着带有大片油污的透明塑料。我将手按在床板上,咬着牙支撑起上半身,像一个沉睡多年后又突然醒来的酒鬼一样眨着眼。“您醒了……妈妈他醒了!”一个小男孩叫着从屋子跑出去。随后,一位黎巴嫩妇女走了进来。她还算年轻的脸上堆积着皱纹,墩矮的身躯被一件已看不出本色的大衣裹着。她半低着头,用平静而谦卑的眼神望着我,好像在打量着一尊也在打量着她的雕像。“噢,您好女士……”我将腿放下床,使自己坐在床沿上,“是您救了我,对吗?”她淡淡笑了一下,慢慢转身出去了。那小男孩警惕地看着我,抱着一个黑色背包走到距床三米左右的地方停住了,问:“这是您的吗?”那当然是我的背包,于是我点了点头。“给您。”他走过来,将背包放进我怀里。我缓缓打开背包,几乎忘了我在包里装过什么,甚至记不清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抬起头,望着那个小男孩,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爸爸叫哈什米安!”他响亮地答道。“不,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也叫哈什米安!”他的回答除了响亮还有几分自豪。我努力笑了笑,示意他可以坐到床边来。突然,我似乎想起了自己是为什么来这里的。“我可以为你拍张照片吗,哈什米安?”我拿出相机,在他眼前晃了晃。“好!”他响亮地答道,随即跳下床,跑到屋子中央站好。我迅速调整好相机,下床单膝跪在地上,将镜头对准他:“笑一下,哈什米安!”他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依然面无表情地对着我。“笑一下,孩子!”我从液晶屏里望着他,大声说。看得出他在很努力地让自己笑,可他脸上的肌肉仍然僵硬着。我无奈地放下相机,走到他面前,蹲下说:“别这么严肃,亲爱的小天使,看着我!”我吐着舌头,向他做起了鬼脸。他依然没有笑。
第二天早晨,我感到自己的情况好一些了,便下床走出了屋子。屋外是一条黄色的土路,路的两旁排列着大大小小的简陋房屋。有的房屋稍高级一点,因为铺在屋顶上的不是塑料而是油毡。而有的房屋,甚至连塑料都没有。本该空气清新、鸟儿欢鸣的清晨,被漫天的灰土遮掩得一片死寂。我听不到孩子们的欢笑,我看不见袅袅的炊烟,只有一个吹满了沙土的空弹壳静静地躺在我的脚边。如果此刻是在我的祖国,路上会有背着书包、三三两两欢快地赶去学校的学生;会有拿着“麦当劳”汉堡、一脸幸福的儿童。可是这里,在我的身边,什么都没有。惟一有的,只是被枪炮声取代的寂静的清晨。一只鸟儿———我分不清是什么鸟,哀叫着飞过我头上昏黄的天,向远方逃去。我低下头,转身想走回低矮的屋子。忽然,哈什米安兴奋地从旁边的屋子跑了出来。他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但是他很高兴,我感觉得到!“哈什米安回来了,我的英雄,我的父亲!”他在原地跳着,小手指向远方。我顺着他的手指转头望去,一位身穿黎巴嫩军装的男人出现在土路的尽头。我想了想,飞快跑回屋子里,将相机拿了出来。“我为你爸爸拍张照吧!”我望着远处走来的男人,弯下腰对哈什米安说。“他很严肃的,脾气也大,您最好不要向他挑战……我和妈妈都怕他,但是他经常回来看我们。”哈什米安说着,随即飞快地向那男人跑去。不一会儿,两位哈什米安终于碰在了一起。父亲只是摸了摸他的头,并未有过多的亲昵动作,也没有笑容。但这些,足以让小哈什米安满足了!父子俩由远及近,从我面前走过,走进了屋子里。我站在外面,犹豫着是不是该用相机去打扰一下他们这难得的相聚。
十分钟后,哈什米安父子走了出来。看得出,这次短暂的相聚已经结束了。小哈什米安与母亲站在原地,依依不舍地看着一脸冷漠的哈什米安转身离去。我想我不能再等了,我鼓起勇气追上去,对这位黎巴嫩士兵说:“哈什米安先生,我是中国一家报社的记者,我可以为您和您儿子拍张照片吗?”他用警惕的目光盯着我,手渐渐伸向背后的枪。我不安地僵站在他面前,头上滑下一滴冷汗。“好的。”他的手抓住枪,将它拿下来放在地上。我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立刻向小哈什米安招手,叫他过来。他用难以置信的眼神望着我,慢慢地走了过来。我将镜头对准他们,示意让他们靠得紧一些。突然,一身军装的哈什米安猛地蹲下,将小哈什米安抱进了怀里,笑了。他们父子俩同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这是属于黎巴嫩人民的、久违的笑容!我迅速地按下快门,将昏黄的天空、破旧的房子、地上的弹壳和哈什米安父子的微笑,统统记录在了我的相机里。我兴奋得几乎是手舞足蹈地跑进屋子,将相机小心地放进背包里。猛然间,一声巨响从外面传来!屋子剧烈地摇晃了几下,破旧的屋顶整个被掀飞了!我摔坐在地上,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赶忙爬起来冲出了屋子。在我的眼前,没有哈什米安父子,没有哈什米安夫人,没有那幸福的微笑,只有几个深深的炮弹坑……远处的枪炮声又响了起来。我捂住了耳朵,但这次没有逃,而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回国后的一天,我凭窗远眺,忽然想起了罗伯特·卡帕的一句名言: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爱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