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郡公爵第二任妻子 为什么《高老头》中男公爵们都允许自己的妻子成为他人的情妇?

LZ,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并不能用“法兰西(欧洲)人天性放荡”来进行宽泛的解释,实际上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巴尔扎克所描述的时代是1810-1830年代,这是法兰西的近代。
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有些上流社会的夫人生活放荡,是有两个基础性的原因。
第一,她们的婚姻基本上是“门当户对”的考虑,而且是父母或者长辈指定的包办婚姻,没有多少感情基础。

这一点其实不用太多解释,巴尔扎克的作品(乃至真实历史里面)例子比比皆是,鲍赛昂子爵夫人、但斐纳和阿斯特娜齐姐妹都是如此,不用多做解释。

感情生活不畅是她们偷情的总根源(如果感情生活很好,那么即使是贵族妇女,也不会去轻易偷情,比如《苏镇舞会》里面的德-封丹纳伯爵,他是路易十八宫廷里面很得宠的贵族,但是他和他夫人的感情很好,生了七个儿女,并且夫人也十分贞淑。)

但是,感情生活不畅,并不会一定造成夫人偷情的结果,有些人会选择默默忍受(比如《三十岁的女人》里面的公爵小姐朱丽,她嫁了虚有其表的丈夫之后虽然很快后悔了,但是出于宗教热情还是默默忍受了下来,最后郁郁而终。)

而有些人才会选择偷情。

那么,最重要的是,丈夫为什么会忍受呢?是因为法国男人天生大度吗?有一部分人是如此,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当时的社会习俗当中,妇女结婚的时候,父辈要给予一定数量的嫁妆,而妇女对嫁妆具有处置权。

财产的处置权代表了婚姻的自主权,正是因为有了嫁妆和对嫁妆的自主权,法国上流社会的妇女们才可以得到行动上的自由。

在《高老头》里面,但斐纳正是因为有了八十万法郎的嫁妆,被她的丈夫借去使用了,所以她的丈夫银行家纽沁根男爵就任由她自由。

原文:“唉!可是他告诉我生意的情形。据说他拿我们两人的资本一齐放进了才开头的企业,为了那个企业,必得放出大宗款子在外边。倘若我强迫他还我陪嫁,他就要宣告清理;要是我肯等一年,他以名誉担保能还我几倍或者三倍的财产,因为他把我的钱经营了地产,等那笔买卖结束了,我就可以支配我的全部产业。亲爱的父亲,他说得很真诚,我听着害怕了。他求我原谅他过去的行为,愿意让我自由,答应我爱怎办就怎办,只要让他用我的名义全权管理那些事业。为证明他的诚意,他说确定我产权的文件,我随时可以托但尔维先生检查。总之他自己缚手缚脚的交给我了。他要求再当两年家,求我除了他规定购数目以外,绝对不花钱。他对我证明,他所能办到的只是保全面子,他已经打发了他的舞女,不得不尽量暗中搏节,才能支持到投机事业结束,而不至于动摇信用。我跟他闹,装做完全不信,一步一步的逼他,好多知道些事情;他给我看账簿,最后他哭了,我从来没看见一个男人落到那副模样。他急坏了,说要自杀,疯疯癫癫的教我看了可怜。”


而她的姐姐,阿斯特娜齐也同样如此,她拥有八十万法郎的嫁妆,嫁给了雷斯托伯爵(复辟时代里面,贵族都经过了流亡生活刚刚回到法国,很缺钱,所以为了钱同新兴的资产阶级缔结了很多婚姻,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例子比比皆是),正因为她有这样一笔财产,所以雷斯托伯爵就对她私通德-特拉伊伯爵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后来阿斯特娜齐被花花公子德-特拉伊伯爵骗光了自己的资产,还暗中拿着雷斯托家族的家传宝石卖掉给情夫还债,伯爵得知之后大为恼怒,然后将伯爵夫人限制了自由,再也不许她见情夫(失去了财产的伯爵夫人,也相应地失去了自由)。


也就是说,当时上流社会的女性,其婚后生活的自主权,是同她娘家给她的嫁妆数目息息相关的,并不是说无论如何,她想怎样就怎样。

我们来看一个反例:在《夏娃的女儿》里面,格朗维尔伯爵的小女儿欧也妮嫁给了大银行家杜-蒂耶(他是纽沁根男爵的一个得力助手),杜-蒂耶为了攀一门和贵族的亲事,所以选择没有要嫁妆而娶了她(在近代法国也不乏其例)。

在婚后,因为没有嫁妆,欧也妮的自由受到了十分大的限制。

再来一段原文“……在我丈夫眼里,我不过是他用来炫耀奢华的一只衣帽架,是他野心的标志,是他虚荣心的一种满足。他对我既没有真正的感情,也缺乏信任。费迪南就象这大理石一样冰冷而光滑,”她一面说一面拍拍壁炉台,“他总提防着我。我要是为自己要点什么,肯定会遭到拒绝;可是,能够满足他的虚荣心、能炫示他财富的东西,我甚至不用要就可以得到:他装饰我的住房,他为我的吃喝花费数量惊人的钱财。我的仆人的服装,我在戏院的包厢,总之凡是人们看得见的,都极尽奢华之能事。为了摆阔,他什么都不吝惜,他可以给孩子的襁褓镶上花边,但对孩子的哭喊却无动于衷,也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别看我去王宫时满身珠光宝气,别看我出门时佩戴着贵重的小玩意儿,其实一个铜子儿也不在我手里。杜·蒂耶太太也许叫很多人羡妒,人家以为她在金子里游泳,可没有一百法郎是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父亲要是不管他的孩子们,就更不会把孩子的妈放在心上。唉,他可真让我感到我是他花钱买来的,我的个人财产(其实并不由我支配)是从他手里抢来的……”

“在这儿,我象王后一样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到了午饭和晚饭的时间有人敲钟,就象在你的庄园里那样。我总是在固定的时刻由两个穿号衣的仆人陪着到树林里去散步,也总是在固定的时刻回来。我不能发号施令,而只能接受命令。比如,我正在跳舞或者正看着戏,听差走过来对我说:‘夫人的车子备好了,’我就得在兴致正浓的时候离开。如果我不遵守他给我规定的那套礼仪,他就会发脾气,那可真叫人害怕。这可诅咒的富贵生活使我留恋过去,使我觉得我们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她至少夜里不管我们,我可以跟你谈话。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疼我、并且和我一起受苦的人身边;而在这里呢?住在这豪华的公馆里,我却好象置身在沙漠之中”

由此可见,在近代的法国,除非丈夫天性喜欢让妻子去放荡(即使在法国,这样的丈夫也是很少的),妇女的自主权其实是来自于对嫁妆和对嫁妆的自由支配上面。
德文郡公爵第二任妻子 为什么《高老头》中男公爵们都允许自己的妻子成为他人的情妇?


另外,嫁妆并不是法国独有的事物,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从近代文学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在英国的《简-爱》里面,作者侧面写出了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被迫出去当家庭教师的女子的苦楚,她们攒不起嫁妆,除非愿意嫁给底层人士(当然她们一般是不愿意的),否则可能一辈子都结不了婚只能孤独终老,有时候甚至还要为了保住职位,对雇主的某些需求提供满足(所以在欧洲近代文学里面,和老爷或少爷私通的女家庭教师比比皆是)。

当然,这位可爱的女作者还是为主角留下了一个爱她到了极点、也富有到了极点的霸道总裁,这一点颇为令人欣慰。


在俄国的《战争与和平》里面,罗斯托夫伯爵的女婿要求丈人为他的未婚妻准备8万卢布的嫁妆,否则就不肯娶他的女儿。

贝格已经当了一个多月的未婚夫,离举行婚礼只有一个星期,伯爵还没有解决备办嫁妆的问题,也没有亲自和妻子提及这件事。伯爵时而想把梁赞的领地拨给薇拉,时而想卖出森林,时而想贷进一笔钱。结婚前几天,贝格一清早就走进伯爵的书斋,面露愉快的微笑,恭恭敬敬地请他未来的岳父告诉他,伯爵小姐薇拉可以得到什么妆奁。伯爵一听到这个老早就预感到的问题,觉得不好意思,他未经深思熟虑便说出他头脑首先想到的话。
“你这样关心,我很喜欢,你感到满意,我很喜欢……”
他于是拍拍贝格的肩膀,站起来,想停止谈话。但是贝格面露愉快的微笑,解释说,如果他没法确切地知道他们会拨给薇拉什么财产作嫁妆,如果他不能事先得到他们预定拨给她的陪嫁中的哪怕一部分,他就不得不拒绝这门婚事。
“原因是这样,伯爵,请您考虑一下,如果我现在没有一定数量的钱财来维持妻子的生活,就让自己来结婚,那我就算干了可鄙的勾当……”
谈来谈去,谈到最后,伯爵想对他宽宏大量,不要他一再提出要求,于是开口说,他给贝格八万卢布的期票。贝格温顺地微微一笑,吻吻伯爵的肩头,并且说,他非常感激,但在没有得到三万卢布现款以前,现在决不能安排新生活。
“伯爵,即使给两万卢布也好,”他补充说,“那末,期票只给六万卢布。”

由此可见,嫁妆和嫁妆所带来的自由权利,在欧洲各地都是常见之事。


可能我光说文学例子有些不够有说服力,我来说说一个现实例子吧。


我们亲爱的马导师,他的妻子燕妮就是普鲁士名门贵族之后(她的哥哥后来当了普鲁士内政大臣),他与燕妮私定终身,但是她家并不喜欢马导师(马导师是犹太人,而且并没有贵族头衔,有违贵庶通婚规则)。
在导师好燕妮的坚持之下,他们后来还是结婚了,然而,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以及高傲的马导师不肯跟燕妮一家服软,她家却没有给燕妮嫁妆……于是马导师和燕妮来了英国之后就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两个少爷小姐都不会持家,消费习惯大手大脚)

后来,马导师生平第一次跟岳母服软了,于是他得到了一万五千塔勒的零花钱……

不要觉得马导师和夫人过得惨就觉得他们出身低,他们真心都是少爷小姐出身啊……






所以,总结一下,这些婚姻不幸的上流社会夫人们之所以可以偷欢,主要是她们带去的嫁妆给了她们行动的自由权。


同时,在近代欧洲(尤其是经过了大革命洗礼的法国),贵族和平民的藩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一个有钱人,可以通过不要嫁妆的方式,娶到那些没有多少钱而且为嫁妆发愁的贵族家庭的女儿。并且可以尽情摆布她。


没钱,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自由,哪怕名门贵妇也是如此。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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