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56年初，我（陈祖涛）找到饶斌，再次提出要到基层去。这一次，饶斌让我到发动机车间任技术副主任。当时的主任叫苏天，是一个老干部，另外还有三个苏联专家。去了没有几个月，饶斌找到我说:一汽还有很多设备、材料，尤其是做驾驶室的薄板还没有到位。你对苏联熟，和我一起到苏联去催催吧。就这样我再一次来到苏联。
苏联汽车厂当时的很多设备都是从美国买来的，现在支援中国的建设，不能再从美国买，所以，他们供应给我们的设备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其中有很多设备都是第一次制造，难度很大。比如为了制造一个3000吨的大冲床，苏联专门盖了一个36米跨度的大车间，特制了一架起重200吨的大吊车，在运往中国的时候，所有的火车、汽车都为它让路。我们来到苏联后，在各个厂家跑了一圈，大多数设备问题都解决了，但少量的特种材料如特种刀具、异型砂轮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尤其是车身生产急需的薄板，苏联自己也生产不了。于是，苏联外贸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我们说：这种薄板我们也靠进口，现在确实供应不上，你们到东欧去找一找吧。此时，刚好李富春副总理在苏联，他知道情况后说：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到东欧去跑一趟吧。他当场就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凭着他的信，我们到了捷克、波兰、东德，采购了一批一汽建设急需的特种刀具、异型砂轮等，但薄板仍旧没有着落。后来我们了解到，当时西德有这种薄板，但西德却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此时国内召开“八大”，饶斌是“八大”代表，必须立刻赶回去，就剩我一个人在东柏林。他一走，薄板的事就全落在我身上了。我当时惟一的依靠就是我国大使馆。我国当时驻东德大使是曾涌泉，他对我的工作给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就在我为薄板的事在东德发愁的时候，国内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由于国内召开“八大”，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首脑人物都要来，为了做好接待工作，需要60辆高档的奔驰300轿车。当时外贸部驻苏联的代表林海云找到我，对我说：祖涛，你是汽车厂的，你懂车，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吧。于是，我委托东德方面和西德奔驰公司联系。
接到电传后，奔驰公司立刻就派人到东柏林来了。见了面，我告诉他们，我们要买60辆奔驰车。奔驰公司的代表吃了一惊，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买卖。他们立刻和总部联系，但是当时奔驰公司库存没有这么多，要求我们给他们几天时间把世界各地的展览样车调回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这是我们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和他们做生意，他们要讲信用，也希望今后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建立长期的商贸往来。奔驰公司的代表郑重地提出：陈先生，我们邀请您到我们奔驰公司参观。当时我国和西德没有外交关系，奔驰公司的代表给我和外贸部的同志办妥了全部过境手续。
到了西德后，我又提出购买薄板的要求，他们非常爽快，立刻和生产薄板的厂家联系。薄板厂在莱茵河边的拉希斯太因，这个厂设备先进，管理一流，薄板质量完全达到我方要求。他们满口答应我：薄板不成问题，要多少给多少。几万吨的薄板就这样解决了。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让我和饶斌日夜发愁的事，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这件事也让我认识到了在市场经济中，国外大公司对于商业信誉的重视和快捷的效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对于经济的发展真是太有必要了。因为质量好，这一批薄板用完了以后，又续订了几次（注意！中国从一片空白建一汽，只“订了几次”就不用进口了。这可以和苏联比比——马前卒）。这样一来二往，双方讲信用守合同，我和这个厂也交上了朋友。
陈祖涛是谁呢？参见下面这篇文章：
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之子，在苏联长大，“一汽的第一名职工”，中国第一个自建大型汽车厂二汽的总工程师。陈老2015年依然健在，可谓历史的见证人。
然后贴几段《大目标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的原始稿说明观点。自己的文字，就不标引用了。
1853年，俄国主动挑起和土耳其的战争。英法担心俄国因此获得太多的欧洲领土，所以直接出兵干预。
战争一开始，俄国先发制人，派出舰队突袭土耳其锡诺普军港。由于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业化的造船工业，只能用木匠造风帆战舰。所以两国的舰队都以木头帆船为主，但都在一部分船上加装了蒸汽机——从英法进口的。海战的结果一边倒，土耳其损失了3000人和15艘战舰，只有一艘加装了蒸汽机的军舰逃走，俄国人只有一艘船被击伤，损失200人。一边倒的原因是俄国从法国引进了更多的蒸汽机，以及海军榴弹技术。此前海军的火炮发射的都是实心弹，打在木船半米厚的壳体上，没法造成致命伤害，必须长时间轰击才有用。鸦片战争时中国大炮发射的铁球往往就是这效果。在这次海战中，双方的船都没有装甲，被爆裂弹打中可以一发致命。所以引进西方技术较多的俄国人大获全胜，暂时拿到了黑海制海权。
俄国人虽然旗开得胜，但这场胜利和土耳其逃走的蒸汽船证明了一点——农业时代的木头军舰过时了。今后的军舰没有装甲、爆裂弹和蒸汽机就不好意思出门。不幸的是，这三样东西，俄国统统不能自产，必须从英法外购。所以等到英法断了外贸，亲自上场的时候，俄国人就悲剧了。没有了蒸汽机供应，俄国自己的蒸汽机坏一台少一台，大部分军舰只能靠风帆动力航行，对手则可以随随便便地开到俄国军舰的射击死角开炮。所以俄国人被迫把舰队收缩进港口，甚至沉没在军港入口堵塞航道，拱手让出了黑海制海权。英法的船只用蒸汽机驱动螺旋桨，比俄国人剩下的明轮军舰更胜一筹，可以很方便地从几千里外运来军队，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后也能靠水路维持后勤。俄国人虽然本土作战，但全国只有几百公里铁路，后勤要靠骡马，反而比英法还艰难，被英法压着打。只能退守要塞。最后，法国人开来了铁甲舰，可以在俄国要塞的射程内随意开火，轰平了半个要塞，逼迫俄国人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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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只能靠高通胀来刺激经济。从1974年到1980年里根上台，美国每年的通胀率都接近10%，是现在中国的2倍。但经济增长率一直低于通胀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依然为负。英国70年代前期靠通胀刺激经济，增长率最多也就是2%左右，到了70年代中期，通胀失控，甚至出现过物价一年涨40%的失控局面。末甚至出现过-4%这种战后罕见的衰退。整个西方世界，70年代中期，工业收缩了8%，汽车工业收缩了18%。1974年到1975年，法国、美国、西德、意大利等国的元首轮番访苏，希望苏联购买他们的技术产品，以缓解就业和衰退的压力。
在冷战的高潮期间发生这种事情，简直就是西方将战略主动权拱手送与苏联。苏联也毫不客气地趁机转入进攻战略，同时放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苏联每年进口的高技术设备占全部新设备的比例从70年代前期的4%左右上升到后期的10%，整个70年代，苏联引进了几百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和几万台精密机床。还从失业严重的欧洲国家引进了大批成套设备，从法国雷诺和意大利菲亚特的买来的生产线装备了伏尔加汽车厂，从美国、西德、英国、意大利引进的各个分厂拼成了卡马汽车厂。这两个汽车厂至今也是俄罗斯少数依然有活力的制造业企业之一。苏联用这些引进的技术生产出了su-27、米格29、台风级潜艇和库兹涅佐夫级航母、t72坦克（瓦良格号就是这一级航母的第二艘）。米格机和萨姆导弹在越南战争中打败了美国空军。到了80年代初，苏联已经在钢产量等许多指标上超过了美国。在一场工业时代的竞争中，苏联一度貌似要成为笑到最后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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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9年，美国经济跌到了战后最萧条的状态，正好和苏联的顶峰状态相呼应。此后的美国，如前文所述，彻底放弃了工业立国的思路，不再指望靠本国工业的力量去推倒苏联。这是一个根本性地转向，即美国大大方方地承认：按照工业时代的玩法，苏联赢了，只是这还不是冷战的决胜局。下一局，美国的策略是金融立国，用强大的海军为自己的纸币当担保，全球滥发美元和国债，好保证美国的物资供应，养活自己世界第一的军事力量。
脱离金本位的纸币是可以随意印刷的，即政府得到了“定义”财富的能力。此前的政府要买东西，只能靠收税来筹集资金。现在的美国政府可以直接扔出美元、债券这些用政府信用担保的纸片换物资，等于为世界凭空新增了购买力。按照一般的想法，天上不掉馅饼，这种金融游戏说破天也就是个寅吃卯粮的玩法，没法增加真正的实力。可是，两个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通例就是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受到购买力的限制，即西方私有制工业经济内部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潜力。一旦美国用信用货币的方式开始调动这些潜力，只要金融泡沫不破裂，西方国家也可以像苏联那样，充分利用科技和工业的力量。这就是里根新政的本质，即用金融手段解决购买力不足问题。苏联对西方的第一个优势消失了，此后至多只能说是打平。
苏联的另一个优势是廉价购买西方科技，节约产业升级成本。这个优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前一个优势。当西方不再有购买力压力的时候，也就不再有从苏联获得技术市场的迫切要求。苏联从此只能用市场价购买技术，而美国还不依不饶，连市场价卖的技术都要封锁。1979年，美国搞了一个《出口管理与控制法》，宣布今后不仅美国公司的技术贸易要归美国管，其他用了美国技术的公司也必须听美国的话。由于此前美国的工业技术领先了世界几十年，通过世界大战还把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技术也搜刮了个底朝天。这个法案基本上等于宣布全世界的高科技出口都要归美国管。紧接着，美国借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用这个法案禁止向苏联出口高技术。原来的巴黎统筹条约只是限制向苏联出售军事技术，现在的管制范围扩大到计算机、电子部件，光纤、半导体和冶金工艺等民用技术，限制西欧盟国在苏联集团国家投资建厂。到了1983年，美国在一个季度内就没收了1400批本来要出口到苏联的高技术物资。1983年底统计，美国和苏联的技术交流已经收缩到1979年的1/5。苏联只能通过地下渠道和商业间谍来获得先进技术。美国趁机造了一批假技术卖给苏联，破坏苏联的生产线，浪费苏联研究机构的时间，让苏联有苦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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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苏联五六十年代航天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在加工精度、信息控制能力、精细化工水平上并没有超出在二战后期从美国那里得到的设备和技术。只是苏联工业部门在科罗谬夫这种工程学天才的领导下，率先在航天部门把这一波基础技术发挥到了极限，所以得以暂时领先于世界，把人造卫星和加加林送上了天。等到火箭的吨位逐渐增加，重型设备的发射从地球轨道延伸到月球轨道，四五十年代的基础工业就不太能支撑大型火箭了。苏联只能把越来越多的火箭捆绑在一起来进行重型发射。60年代开发的N1火箭，第一级就是由30多台发动机共同驱动的。苏联没有先进的微型计算机来协调这些发动机之间的推力，所以事故率随着发动机数量的增加而指数化上升。N1火箭在60年代连续引发大爆炸，有一次在发射台上就炸死了上百名技术骨干，直接导致苏联没能在登月竞争中胜过美国。在1969年美国登月成功后，苏联放弃了登月计划。
其实就制造水平而言，N1火箭的水平相当不错，工业空心化的美国直到最近几年还频繁进口N1火箭剩余的发动机来发射卫星。只是60年代的苏联的基础工业既没有能力制造更大的发动机，也不能制造高性能的计算机来协调这些发动机之间的动力。所以N1火箭在1976下马。直到苏联把70年代从西方得到的先进设备初步消化，才在80年代造出了能登月的“能源”火箭。几年后苏联解体，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和“能源”飞机一起被扔进了垃圾场。
类似的还是有苏联的米格25战斗机，平时可以飞2.8倍音速，紧急情况下可以飞到3.2倍音速。至今也是唯一一种可以飞三万米高，三倍音速的战斗机。60-70年代，苏联飞行员依仗米格25的速度优势，频频挑战西方的防空网，被追踪后就加速扬长而去，把飞机甚至导弹都轻松地甩在身后。西方为此大惊失色，以为苏联在新材料、发动机、雷达等方面全面赶超了西方，即苏联实现了独立于西方的工业升级。但实际上，苏联完全是使用五六十年代从西方获得的工业基础技术造出了米格25。米格25的机体只使用了微不足道的钛合金，从整体上说，米格25就是一块几十吨的不锈钢，电子设备用的都是过时的电子管，发动机纯粹是牺牲了其他性能获得了高推力。只是因为苏联人配合自己的国土防空系统，把五六十年代的基础技术发挥到了极致，用最优化的工业设计把庞杂的系统组合到一起，比如说米格25的油箱就必须兼作液冷系统给发动机散热。这才在低技术水平下达到了高性能。
米格25的成功，是工程学上的胜利，也是基础工业技术研究的失败。苏联人没有世界领先的基础工业技术，所以靠优化设计来挖掘现有技术的极限。只是由于西方不断地出现经济危机，每隔10年20年的就要向苏联转让一次廉价技术，所以苏联既能享受到优化设计的效益，也不太耽误工业进步。
美国人的想法就简单的多：“只要动力足，板砖也能飞”。美国人相信，只要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开发出更强大的新式发动机，制造物理性能更强的新型材料，用精细化工生产更高级的燃料。即便气动外形和内部优化没有做到最佳，飞机性能也能一代代提高。从十几年的中短期来看，苏联的模式是基于现有能力办大事，性价比更高。但从长期来看，显然是美国人的思路更胜一筹，因为现有技术的优化利用有其极限，新技术带动新技术的开发则无穷无尽。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基于短期应用技术的优化路线和基于长期持续发展的工业升级路线都是可能的选择。在各个经济部门内部，也必然存在争夺资源的情况。对于一个产业部门来说，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拨款，希望获得更重要的地位，光是讨好领导人意义不大。毕竟高级官员也必须用看得见的成就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所以，从长期来看，还是能做出成绩，做成项目的部门会得到更大的重视。在美国，印纸币和强迫别国接受纸币的部门做出了最大的利润，所以美国80年代之后以金融立国。在苏联，从建国之日起，西方就不停地输入廉价基础工业技术，所以苏联的应用技术部门、比如航天、航空、坦克厂能够不停地制造工程奇迹。久而久之，就像冷战后的美国被金融资本家锁定了方向一样，苏联也被自己的应用技术部门锁定，不会搞自主工业升级了。
从这个分析看，80年代苏联忽然由盛转衰，根源不在80年代的政策，而在于此前几十年奉行的路线。每隔十几年就到来的廉价技术在客观上上起到了毒品的作用，彻底毁灭了苏联主导自己工业社会的能力。到了1980年的时候，其实苏联已经积重难返，只是因为毒品一直供着，苏联还能威风八面。等到毒贩子狠狠心扔了贩毒的利润。苏联也就成了废人。美国玩的金融路线虽然也算是另一种毒品，但只要海军优势还在，美国就还能给自己注射毒品，同时掐断苏联的毒品供应。两个瘾君子之间的决战，显然主动权在掌握了毒品源头的美国手里。所以冷战的结果是美国全胜并不奇怪。
从苏联的角度说，夺回主动权必须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再依赖进口技术。以苏联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地位，承认基础工业技术相对落后的现实，拉上中国和其他同样需要工业升级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开发新一代工业技术未必不可能。这的确需要苏联主动勒紧腰带，过几年相对的紧日子，但无论如何要比解体后被迫勒紧腰带要好得多。但遗憾的是，二战之后，苏联过了几十年好日子，过的太顺、太舒坦。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对国际环境的重大转变丧失了敏感性，再也没有魄力进行破釜沉舟的改变了。苏联后期，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克格勃势力的上升。克格勃作为一个特务机构，首要工作目标就是监督其他部门按照既定路线前进，本身不具备任何改造发展路线的动机，可以说是最保守、最抵制战略转向的政府机构。这样一个机构逐渐成为苏联政治的主角，反映的就是苏联统治集团越来越倾向于按照老路线发展的趋势。80年代，本来应该是当了15年克格勃头目的安德罗波夫执掌苏联最高权力，只是因为安德罗波夫和继任的契尔年科均意外病逝，才让戈尔巴乔夫当了苏联领导人。此后的俄罗斯，解体的动荡过后，依旧是普京这个资深克格勃来当权。这表明80年代苏联的发展惯性已经太大，偏保守的战略方向已经很难扭转了。即便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是偏年轻，且受克格勃影响较小的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前途依然被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惯性所影响。
二战后是一个工业化成为时尚的年代。在大部分国家，工业化的教育普及要比工业经济的建设要来得快。所以等到战后一代学生成长起来，他们往往发现自己在不够大的工业社会里找不到预期的好位置，这在六十年代的整个世界造成了普遍的骚动，从第三世界到发展中国家无一幸免。在最高潮的1968年，美国的学生要么去越南打仗，要么在本土反越战，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在街头被枪杀，黑人和白人的冲突链接不断；在法国，几十万学生和上百万的工人罢工罢课，占领学校和工厂，戴高乐因此结束了政治生命；中国的青年要么在闹文革，要么上山下乡、战天斗地；日本的年轻人加入赤军，准备进山打游击。至于爱尔兰共和军发动内战，墨西哥政府被迫在奥运会之前向学潮开枪，这种小事在这些大国的风潮面前根本就不算个事情。只有苏联在廉价技术和丰富资源的支撑下，工业社会迅速扩大，为几乎所有受教育的青年都提供了上进的机会。所以苏联是此时全世界唯一风平浪静的大国。
等到冷战末期，国际风云突变，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开始登场管理国家，他们年轻时的履历开始发挥作用了。苏联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大多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年轻时平流进取，从来没有去考虑过如何彻底改变一个社会，如何应对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倒是还有一批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管理者掌舵。所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策相对其他国家，表现的是在极端不自信和极端保守之间摇摆。既没有正确认识到缺乏工业升级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彻底变革的决心，只有幻想破碎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一会打算走老路，一会又全盘接受西方的“友好建议”，实际上啥也没干，把最后一点家底折腾光了等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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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期起，中苏就分道扬镳。苏联并没有把这个未来的第一工业国变成自己的盟友。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中国的潜力太大。苏联如果和中国结合成一个经济体系，平等的进行工业经济互补发展。从长期来看，主导这个体系的必然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在苏联和中国分裂的请客下，中国的工业人口在1980年依然达到了两亿，几乎和苏联相当。如果苏联持续的对中国进行援助，恐怕越战胜利之时，北京已经要和莫斯科平起平坐，俄罗斯人开始被被中国同化了。武大郎开店，用不得比自己高的人，就是这个道理。此外，60年代的苏联已经逐渐习惯于从西方获得先进技术，所以潜意识里并不认为欧美是处心积虑要搞垮苏联的敌人。稍有机会，就要和西方谈和解，谈缓和，搞和平发展。这一点让苏联阵营里的中国很不满——老大都不想戳着，凭啥要底下的兄弟们给你守着阵地。更何况当时中苏阵营的实力还是远逊于西方，走和平发展路线，指望西方给技术给地盘，本质上是一条把主动权交到别人手里的发展之路。所以中国也不愿意陪着苏联打一场多半要输的冷战——你不能总假设对手是笨蛋。事实证明，中国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既然用不上也不能用中国的工业人口，苏联就只能向其他国家寻找出路。东欧那些国家人口最多的波兰也只有3000万人，2000多万人的南斯拉夫不太听话，罗马尼亚也勉强有2000万人，但工业化必须从头做起。除此之外，就只剩土耳其和伊朗的人口比较多了。但美国早已抢先一步，把土耳其拉进了北约。伊朗的巴列维也是个亲西方国王，霍梅尼革命之后也并不更倾向苏联。这样一圈算下来，苏联在邻国之中竟然找不到一个能拿出一亿工业人口的国家。
苏联无法通过陆路和大量工业人口建立联系的原因也很简单——从地理上看，苏联是一个北方国家。而世界上大部分农业地区在南方，只有中国和西欧，一个因为大西洋暖流，一个因为季风，在温带有大片的农业地区和密集的人口。现在西欧是美国的附庸，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苏联自然就没办法寻求陆地邻国的众多工业化人口了。当然，中国在东面，欧洲在西面，再刨去土耳其和伊朗，苏联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和南方的人口密集区建立陆路联系——从阿富汗到印度洋。当时的印度已经有六七亿人口，而且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从印度的历史来看，印度一方面可以在外来援助下建成一定的工业，一方面又很难全面工业化，是一个可以放心的盟友。所以苏联70年代之后的主要战略方向在阿富汗方向。先是扶持了亲苏政权，1979年又直接上阵占领。
当时的苏联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是个斯大林格勒战场下来的老兵，战略意识非常明确。他清醒地建议，必须在占领阿富汗后立刻乘胜进攻，灭掉巴基斯坦，打通苏联到新德里的战略通道。否则光占一个阿富汗，是累赘不是财富。结果勃列日涅夫顾及眼前的西方技术转移，让苏军停在阿富汗缓一缓，先占领一段时间。这一缓，巴基斯坦成了西方反苏的桥头堡，源源不断的武器和人力通过巴基斯坦运进了阿富汗。本-拉登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出名的。苏联很快发现，全部占领的阿富汗不是一个稳固的出发阵地，而是四处起火的游击战天堂，入侵巴基斯坦的事情也就搁置了。阿富汗战争一拖就是10年，从79年到89年，苏联还没和印度搭上线，国力已经不再允许它再发动大规模战争。苏联只好扔下阿富汗的烂摊子回国。阿富汗战争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反而成了苏联解体的诱因。一直到解体，苏联也没在自己的体系内掌握足以压倒美国的工业人口。
苏联69年历史。贯穿了中国近代到现代的历史。由于历史、地理和政治上的渊源。完全可以说苏联是对中国工业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中国从苏联得到了完整的工业转移，也得到了建设完整工业体系的意识。不过，既然本书是苏联解体20年后才出版的。我们有机会观察苏联由盛至衰再到亡国的全过程。
这个垮台的苏联，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有三条：一是工业体系必须完整，同时要注意，体系再完整的工业国，如果没有自力更生搞工业升级的能力，也就丧失了在工业时代的战略主动权，没法长久地保证大国的地位；第二是再强大的国家，再完美的发展战略，也必须保有调整战略方向的能力和意愿。否则遇到国际局势变动，光荣的历史会立刻从资产变成沉重的包袱，甚至会压垮整个国家；第三是在战略对抗中，要掌握比对手更多的的工业化人口，必要时要向其他国家输出工业化社会，否则早晚有一天会比对手先遇到工业升级的人口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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