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土地上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包括军阀混战,10年国共内战,8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和平。战争是如此的残酷,光是1946年—1949年的三年战争期间,全国就有数百万平民和士兵死于战火,其烈度堪比二战。
1949年的中国,全国仅有18.5万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全国大学在校生人数仅为11.7万人(还只有不到一万人是工科生)。加起来总共30万人。(《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
也就是说,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全国只有30万人算是有知识有文化,并且大部分集中在江浙沪和北京这样的高校密集地区。中国筹办长春第一汽车公司的时候,厂长郭力找遍了全国的高校所有和汽车沾边的专业的学生,以及有汽车修理经验的人才,才凑齐了4000人,可见当时的中国多么需要人才。
1:新中国建立后从西方归国科学家大约有20%回国,1500人左右,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是你不能说没有回来的80%就不爱国。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1年初中美因为朝鲜战争决裂前,大约有500名科学家回到国内。那时候中美之间的海上航线就那么几条线,留学生们主要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威尔逊总统号”“戈登将军号”这几艘船回国的。
其中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大大激励了中国学生回国报效国家。
下图是128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这条船上有大量著名科学家,我们著名的两弹元勋,杨振宁的挚友邓稼先;我国核物理科学奠基者,本该是我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赵忠尧都是坐这艘船回国。钱学森夫妇本来也上了船,但是美国人上船搜查,把钱学森八百多公斤的书籍,笔记本和行李扣留,钱学森也被押下船关押。一直到1955年才得以回国。
大家注意前排的男童,穿着的是很潮的条纹T恤衫,非常的资本主义。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而在美国的留学生总人数,根据美国1954年日内瓦谈判第204号文件(1954,5,31,华盛顿),这是华盛顿和日内瓦美国代表团之间关于美国政府是否释放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事的电函,这个文件中提到:“……现在在我们看来目前在美国的5400名中国学生中想回到中国大陆去的不会超过一打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p72]。
也就是说,算上日内瓦谈判之前回国的五六百人,加上1954年尚在美国的5400人,留美总人数大约6000人左右,到1956年最终有大约1041人回国,需要注意,这个1041人是中国在1956年初统计的,尚不完全,最终人数大约为1200人左右,占留美学生总数的20%左右。从西方国家回国人数比例大约也是这个数。
从西方回来的科学家人数本来可以更多,但是从1956年开始的反右思想运动,被尚在犹豫回国的中国学生们了解,于是后面留学生回国基本停滞。
2:不要苛求杨振宁,当时的历史条件,他回国不一定能做出贡献,相反可能彻底埋没在历史长河。
这1500名归国人员,加上国内的30万大学人才,是当时中国的绝对科学精英,是中国发展现代科学的基础力量,然而遗憾的是,在历次运动中,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科学家们是被重点怀疑的对象,自杀,坐牢不在少数。
例如芝加哥大学回国石油化工博士萧光琰,就在文革中不堪折磨自杀,3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也随之自杀,其女儿萧络连在自杀前将一张照片送给自己的同学,其背后写着“永久的纪念”。 萧光琰本来是美国别墅洋房好车美孚石油公司的中产阶级,放弃了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却最终全家灭门,反差多么强烈。
毅然回国的邓稼先,他的夫人许鹿希是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有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二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邓稼先的三姐又被无缘无故打成特务分子,天天接受审查、批斗。
杨振宁自己学的是理论物理,是做的基础科学研究,并非当时急需的工程核物理人才,他的老婆是国民党中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自己是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老婆又是反动派。邓稼先全家尚且死的死,批斗的批斗,杨振宁如果真的回国,不说一定折磨致死,被关押,殴打,批斗一定是大概率事件。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倪既新的文章《许德珩女儿、两弹元勋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人生故事》,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许鹿希说
“那时“”有个计划,要把搞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如果1971年杨振宁不是从美国回来,而是已经回国十几年,还会有人理他想见邓稼先的想法吗?下图是1949年杨振宁(左),邓稼先(中)在美国的合影。
1980年代的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合影。1986年6月13日,杨振宁又来看望稼先,那个时候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邓稼先要许鹿希代他送杨振宁下楼,杨振宁上车前,许鹿希告诉他说,稼先病情已非常危险,几乎无治愈的希望了。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找到当时还没有上市的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然而并未能挽回邓稼先的生命。
3:杨振宁对中国的贡献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且现在仍在为中国做贡献,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讲回国也是好事。
例如1986年,杨振宁创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亲自掏钱资助该室多名博士生毕业后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工作一年;1997年创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为国内贡献了大量人才;2003年回国定居后,杨振宁更是亲自在清华大学为本科生授课,中国有多少本科生能够亲自听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讲课?
朱邦芬院士:杨振宁帮助清华物理系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亲自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我常收到他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时间经常是晚上10点多、11点。在清华培养出了多名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好几位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声。一共发表了近30篇SCI论文,单位都署清华大学,此外还出版了几本专著。
本次与杨振宁一起加入中国国籍的姚期智教授,是台湾长大的世界顶级计算机专家,也是杨振宁招揽回国。
我们再看看邓稼先对杨振宁的评价,2008年三联书店发行杨振宁与翁帆的文集《曙光集》时,举行了一个发布会,邓稼先夫人许鹿希亲临现场并发言。她事先准备了一个发言稿,时任三联书店总编辑的李昕曾在博客上回忆过这段往事,并发出过这段讲话稿的原文:
“邓稼先对于杨振宁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十分推崇。他多次对我和朋友们说:‘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规定每人只能在同一个领域获得一次的话,杨振宁应当再获得一次诺贝尔奖。你知道不,杨-Mills场,就是规范场,他在这方面造诣非常高。它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意义还要深远。它不但影响当代,其前瞻性是以世纪来论的。’”
另外还说一句,1973年的时候,杨振宁曾经给中国科学院写信,想为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申请诺贝尔奖,被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奖项不宜领取为由拒绝。后来中科院1979年自行申请诺贝尔奖,未能成功。
怎么看待杨振宁重新回归中国国籍?
在我看来,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就是,那个被极左政治运动支配,整天人斗人其乐无穷的中国已经是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专注于经济和科学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任务的中国。科学家们可以在这个国度专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需要担心如何交待不存在的罪行,这样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只要我们专心的搞经济,发展科技,除了我们自己重新走老路,否则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