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第一个问题：一夜解决温饱
先描述一下边远贫困山区，在搞集体生产时，许多知友都未必知道的情景。
山区的农民，居住是山一家，水一家，很分散， 地块也分散， 这面坡一点，那面坡一点。本来，在这种地方，农民种地，应当就近就便。而集体方式是，让大家统一到一个地方集合，今天开到这个地块，明天开到那个地块。
由此派生出来的活动大致就是：敲钟(或派人通知或收工时或晚上开会时告知)------集中(或沿线集中)-----地头再安排------观察劳动表现-------记工员按评分记工分-------晚间常开会(安排第二天的活路，批评磨洋工者)，还有，统一到什么地方领种或秧苗，农作物收下来后，统一收储晾晒，统一大体按人七劳三(即人头占七，劳力占三，而劳力部分又有工分差异)分配，耕牛归集体分配使用。这里面还有许多名堂，不再多说。
此种情形下带来的恶果便是：一是生产成本极大，二是分配结果与劳动付出割裂，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前者在山区尤甚，后者全国的生产队都一样。加上山区地力薄，产出低，于是，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用钱吃粮都靠救济，甚至不救济就活不下去的现象就大面积发生了。
上述有我的亲身经历，我还吃过这样的救济粮。
小岗村我没去过，但看过不少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搞的就是包产到户。而包产到户，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就有发生，曾经凡自发的就予认可，后来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给予打击，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绝迹。打击厉害时，停了，打击松了，又会以隐蔽方式局部存在。
小岗村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所以有大家发誓要搞并在协议上按血印之说。现在有人说，那个血印协议不是真的，又有说法说真的丢了，是后来补的，有人甚至怀疑这个事的真实性，这个不去争论，但这样的事一被发现，可能会挨斗甚至被抓却是肯定的。
在贵州，也有一个地方，搞得比小岗村还早，小岗村的事发生在1978年，而贵州的一个叫顶云公社的所属的一些生产队，早在1976年就开始了，这里我后来去过，变化也不算大。当时他们也有协议，这个协议，要东藏西藏，也弄丢了。在商订这个协议时，怕被发现，还专门派一人到山上放哨。结果当年秋收，粮食亩产就由100多公斤增加到200多公斤，收入也增加了，再后还向省委书记写过信，要求允许这样干。到了1978年11月，贵州日报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标题发表通讯《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报道了此事，也可谓石破天惊之举，姓”社“不姓”资“的说法，也因此首次见诸报端。
当时，中央高层，有的领导对此看法已有松动，鉴于事关重大，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会全”制订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上，仍有“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
在这样的夹缝之中，当时四川和安徽两省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看准了这样做是对的，大力推进，相当一部分农村因此解决了吃粮问题，于是，民间便有了一个著名说法，叫：“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包产到户”，交够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山区农民，基本上能就近就便种地，那些集体性的无用功甚至添乱之为，没有了，农民有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争取，积极性大增，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到了政策大面积推进的1984年，全国农业大丰收。这一丰收，既有天帮忙的因素，更有政策对头的因素。当时，由于没有足够的仓储准备，许多地方还出现了粮食爆仓的现象。
准确地说，包产到户，是在严酷僵化的体制下，由农民顽强争取自己的利益的创造，后来在全国迅速推开，成了中国进入改革年代的标志性事件。
关于第二个问题：三十年未过富裕坎
可以说，包产到户，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农民以小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问题。而富裕，则要靠商品经济。简单地说，前者解决的是“愿干”，后者则要“会干”，这就远没有那么容易了。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各种资源要素的组合，需要交通条件，需要在竞争中找寻市场，商品变货币，道路不平坦，处处有风险。山区农民的任何努力，都要历经风险，稍有不对，就会血本无归。
小岗村、顶云公社当年的那些生产队，在推进中国改革上功不可没。但和许多当年与他们情形一样的山区农村，就始终没有翻过这道坎，这属于一类问题。但也有些例外，贵州苗岭主峰雷公山海拔最高的脚尧村，条件极差，是一个孤村。后来自己捉摸种茶，产的茶特别好，他们的村支书给我说过，名声起来后，他们用牛皮纸袋装的茶叶，还被推荐销中南海，邓小平喝了他们的茶后就说，就要这个牛皮纸袋包装的。那么一个上山下山都靠长时间走路的高山区，有了大片茶园，现在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一到采茶季节，山下的人就到山上去打工了。这就是说，你总得有点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行。
这个道理，一说就透，不再多说。
关于第三个问题：就问题补充说明中提到的说几点想法
一、小岗村已经被标签化了，似乎有了这个标签，就该一直灵下去，哪有这么简单!小岗村，包括贵州顶云公社的那些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他们当年的生存矛盾最尖锐，奋起一搏，起的就是“开山炮”的作用。过了也就过了。当着所有的地方都放开时，他们拥有的资源条件，不足以支撑他们去参与竞争，虽然曾先行一步，但还是落伍了。标签化甚至外加援助，都属外加因素，如果没有，说不定反而会逼出小岗村一条发展之路，也可能会更差些，但这些都不重要， 不属于这一问题的本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边远山区的农村，尤其是深山区，不管他们当年是否很早就搞了包产到户，至今仍然是中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二、后期的发展，和家庭承包制以及土地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也无关。否则，无法解释在同样的产权制度下，为什么全国各省都出现了不少不靠出卖土地的富裕村，甚至很富裕的村？!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看来就是要走近似于“永佃权”的路子了。所有权被虚化，使用权和收益权做实，这会回避许多矛盾。这在我另一答题中最后一部分“土地权属问题”中说得比较详细，见。不再多说。
三、目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部分，主要在城乡结合部，华中科技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贺雪峰教授，著有《地权的逻辑》一书，在书中综合各种因素计算过，中国城郊失地农民，大约只占全部农民的5%。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精确的统计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就这部分农民在农民中所占的比例，还是被占用地相对于中国大片区域的农村土地来说，都只占一小部分。而像小岗村以及顶云公社那些地方的土地，是值不了多少钱的。
四、中国未来农村的出路，一定是流转后的土地规模化使用，而现有的土地制度，已经导致了土地的高成本使用，假如土地年流转价格是500元一亩，这500元最终会在粮价上体现出来，再加农资价格上涨，农民种粮收益，普遍性地是靠国家托市抬价收储来支撑的，已经出现了收价高于销价的倒挂现象，需要国家巨额补亏。同时，按世贸规则，国外低价粮挡不住地大量入境，去年一年就达1000多万吨，也迫使储备粮难以卖出。如果这一局面不解决，就会加剧国家粮食超储，不少地方现在已经是露天储放，还会影响到土地流转和农民手中粮食的商品转化。这后面涉及到一系列政策因素，弄得不好，粮食产区的农民，会连现在的收益也保不住，这才是当前值得高度关注并需要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大概就是这些了。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