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几乎都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即认为/默认中产阶级子女基本上、不出意外、或说大概率能保持住父辈的阶层地位，虽然再往上爬升一个阶层是小概率事件。这种观念，首先从理论上违背了“均值回归”原理，其次实际中的案例也不予以支持。
先从理论说起，所谓“均值回归”，是指任何偏离平均值的事物都会大概率向均值方向回归，到达一个介于上辈水平和社会平均水平之间的位置（除了少数例外）。举例来说，高智商者的子女平均智商会显著高于社会平均值，但也会大概率低于自己的父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情况很好地提供了例证：在总共近千名获奖者中只有6对父子，但对比世界人口总数，又显然远超平均水平。同理，身高、财富、地位……莫不如此。
均值回归理论在适用性上是越极端，越正确（概率意义上），比如身高2米2以上者，或是顶级科学家的智力（高斯不让自己的孩子从事数学，因为不想让“高斯”这个名字被玷污）。有鉴于此，在审视中产阶级之前，不妨先看一下最顶层的情况。比如过去半个世纪内中国最顶层人物后代的阶层变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具体来说就是毛周刘朱邓陈），对这些人子女的社会位次取平均值，算一下与其父辈位次和社会平均位次的各自距离。我们知道，这个级别人物的下一代若想保持父辈阶层无异于痴人说梦，难度可谓顶级；但再往下一个层级，保持甚至超过父辈阶层虽然依然困难，只有极个别能做到，但难度已然降低不少；再往下，能保持阶层的比例进一步加大，虽然依旧是少数。
再来看中产阶级，按照一般定义，大约需要年收入几十万。如果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就知道这部分人数量少得惊人，不会超过5%，甚至可能低至1%（这一点远远超乎本身为中产者的想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物以类聚导致周围的人层次接近，进而误判了整个社会的情况）。无论5%还是1%都是一个远远偏离50%的数目，那么其下一代的阶层状况自然要由“均值回归”定律来决定——大多数人会明显高于平均线，但又远远达不到1%~5%的父辈位次，少数秉赋出众者例外。
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在自己认识的范围内，父辈有身份者，子女普遍过得不错：重点大学学历和体面的工作，职位也会随年龄的增长、到点提升，退休时的职级也不会有太大偏差，因而不觉得阶层有所滑落——这里犯了一个典型的混淆“相对值”与“绝对值”的错误。
60年代上大学的那批人，毕业后就职于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以及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等体制外和出国机会为零；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既有体制内职位膨胀了数倍的基础上，还多出了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企和外企高薪职位，同时出国留学机会也开始批量产生。进入新世纪，在大学招生数量增长了10倍的同时，中国经济体量也迅速膨胀（10倍以上），企业尤其是IT等新生行业的职位呈几何量级地增长，另一方面，体制内机构不仅未缩减规模，反而更加臃肿（当今在职副部级干部数量可能有90年代的3倍之多，由此可知干部级别已“贬值”到何等程度）。其直接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层次”大幅提升：从前80%的人口为农民，15%为产业工人，只有不足5%的人享有“干部身份”，从事较为体面的工作，比如公务员、国企干部等等；而今天从事农业劳动者不足10%，拥有广义干部身份者超过20%.
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必须弄清楚“干部身份”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专有名词。在上世纪90年代大学扩招、取消统一分配工作之前，每年本科、大专、中专毕生生可取得“干部”身份，区别于农民与工人，每年总数大约几十万（其中本科生数量不足一半），与今天的211大学招生总数相当。分配工作时不同学历对应不同岗位：应届生公务员完全按照本科/专科/研究生确定初始级别；教育系统中，中学教师本科学历，小学教师大专学历，幼儿园教师中专学历。可以看出，中专是获取干部身份的学历下限，比如护校、幼师，这些人的社会位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211大学毕业生——这对于90后年轻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上述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及改革开放最初20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人事结构。
对比学历大大贬值、体制外高薪职位数目井喷、体制内干部数量成倍膨胀的今天，就不难明白前述阶层“相对值”与“绝对值”的意义了。八〇年前后出生的人如果在退休时做到了厅级干部，在社会位次上也就相当于父辈的处级，毕竟后者就业时局限于一个远比今天狭小的范围内，体制内有限的职位里聚集了几乎全部同龄精英，可谓竞争残酷。而年轻一代毕业时既可以到新生的互联网公司、软件公司、券商、咨询公司，也可以去旧时代即有的建筑设计院、银行、医院、高校、律所——职位数亦比父辈时多了不知多少倍。即便是到政府机关发展，虽然同龄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已不再进入这个池子竟食，但各级干部的编制数量却比20年前多出数倍。由此不难推断，同样是省/市/县级干部，父子两代人的实际社会位次已是天壤之别，这种社会整体大发展带来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蒙蔽了很多人，使之沉浸在阶层“绝对值”未下降的幻觉中。
今天的一个农家子弟，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城找到一份出卖体力的工作，并买房落户，吃喝不愁，比起父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却进城不得，很容易产生阶层跃迁的错觉。同样，城市里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像父母当年一样考上大学，得到一份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面工作，按步就班，随年龄一步步晋升，也会误以为与父母的阶层相当，却未意识到，如果父母当年做到这一点需要百里挑一的话，今天只需要十里挑一。这种阶层错觉的产生，要归因于社会整体进步而带来的红利，这种红利同样存在于年轻一代的身高上（营养水平的提升）——今天身高一米八的男生、一米七的女生，比之自己同样身高的父母，看似完全保持身高优势，但在同龄人中的实际位次已经大幅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