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我所知，正式的开科取士是在隋朝才出现的，这就说明，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也有个发展过程，可能也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不懂。留待高人。
不知道有没有是否有人估算过，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社会上层（如果可以划分出来的话）的人，究竟在农民中占多大比重。我怀疑是很小的。
应该对提问本身作一番审视。
有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如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阶级流动，为什么要阶级流动。
我想，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现代性的后果，因为阶级流动（我更倾向于说社会流动，包括垂直的和水平，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垂直的），在现代世界似乎是很正常的，而且可能是十分必要的。
但过去的人们，可能有着不同的认识。
20世纪中期，有个很有名的神话学家Georges Dumézil，提出过社会功能三分说：在几乎所有古代印欧社会，都有过关于社会功能的三重分类方法：祈祷、战斗和劳动。印度的种姓学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的三个等级学说，都可以见到这种社会功能分工论的影子。
不过，这类理论，恐怕多不是鼓励“流动”的，而是叫人安守本分，各司其职，如此社会则在差异中达到和谐。
Roland Mousnier曾试图对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分层方式进行一下归类。他认为，阶级社会实际上是非常现代的产物，基本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划分标准，主要看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财富的多寡。19世纪后期的美国是典型的阶级社会。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
但历史上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是“文官优先型”社会，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法国是“武士优先型”社会，而古代印度则主要以“宗教纯洁性”来划分阶层高低。Mousnier的主要意思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非常不同。对于欧洲中世纪中后期的等级-团体社会，虽然不乏阶层之间的流动，但总的来说，其流动性比现代阶级社会要差得多。因为这样的社会，职业的世袭性较强，比较强调血统。
毫无疑问，Mousnier的学说有很多漏洞，并且受到很多批评。不过，就我本人的了解，社会流动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法国，的确受到很多限制，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束缚。比如，出身行伍的旧贵族厌恶由市民晋升为贵族的新贵族，他们认为贵族的本来职业是打仗。
这种行伍意识最初是很自然的事情。中世纪早期（公元1000年之前），除了加洛林时代短暂的秩序，整个西欧秩序混乱，文化衰落，缺少有效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除了其内部的战乱，外来入侵连绵不绝。在当时的环境下，保障安全是第一要务。因此勇武善战者很容易出人头地，坐大为王为爵。最初的一些蛮族国王，跟土匪头目无异。卡佩王朝若往上追溯，最有名的祖先是西法兰克的统治者“强者罗贝尔”（Robert le fort），但罗贝尔本人的家族史看来并不显赫。而且，中世纪早期的王位继承，仍然有选举制色彩，这大概是日耳曼军事民主制的遗风，因此勇武善战有可能赢得同僚的拥戴。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封建诸侯。诺曼底公爵们的祖先Rollo，本是个北欧海盗头目。在公元千年之后的封建化过程中，法国出现了很多地方小诸侯。在秩序混乱的年代，大胆敢为、能保一方平安之人即为地方领导者。因此有人说，当时的社会组织，都是以地方军事安全为中心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人能够接受农奴制奴役的原因。而在这样破碎动荡的环境中，实际上也不需要中国那样庞大的文官体系，因为连国王也只能直接控制一片并不辽阔的领地，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就食，而且路上还有可能遭受袭击。近代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根本不存在。
因此，类似的文官制度，是随王权的扩张而逐步出现的。王权的扩张，应该说从12世纪才真正开始。这与城市的复兴、大学的出现、商业行为和法学实践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这个扩张过程，当然需要武力，但也需要文化，因为随着领地的扩张，国王的大臣不能再像管家管理某个庄园一样。再有，在同各方势力打交道的过程中，需要专业文化知识，如法学知识。在中世纪后期，国王身边已经出现一些出身卑微的顾问，他们应该是接受过教育的平民子弟，因为那时的贵族都是赳赳武夫，目不识丁。行伍出身的武士贵族看不起国王招募的这些下等臣仆，这种矛盾贯穿着整个整个近代早期的法国历史，如众所周知的“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的矛盾。
佩剑贵族喜欢吹嘘说，他们的祖先最初曾追随法兰克的国王一起征服高卢，但实际上，大多数佩剑贵族的身世并没有那么古老，百年战争中，法国的贵族骑士损失了九成，佩剑贵族多是后来出现的。
但贵族身份的认证很有意思。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是个讲究习惯和成例的社会。一个人如果在某地享有领主权，他会坚持说自己是贵族，而且其权利来自其祖先的征战业绩；虽然他拿不出书面证据，但在大家的记忆中，他就是这里的领主，这反倒成了其家世久远的证据。
但穿袍贵族，即在国家司法行政机构中服务的贵族，与国王权威的成长关系紧密。前面有知友提到官职买卖（venality of offices），这是近代早期（16-18世纪）欧洲的一个十分广泛且重要的现象，法国尤其明显。有的官职能直接给购买者带来很高的地位，如高等法院的法官，以及贵族身份，或出任地方大员。
不过，很多家族上升到这一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路易十四的军事大臣Louvois所在的Le Tellier家族，150年前是巴黎的一个商人家庭，起先它买了一个低级司法职位，然后一代代向上爬升，一个半世纪后，这个家族出现了好几位大臣。在17-18世纪的法国，司法、财政和行政系统中有一些著名的穿袍贵族世家，如Lamoignon，Joly de Fleury等家族，很多大法官、地方总督来自这些家族。
法国的官职买卖制度，有一个不同于中国文官制度的地方：官职是可以世袭继承的，只要交纳一笔税。因此，一个商人的后代可以成为延续百年、枝繁叶茂的贵族世家。
这个上升过程，需要两个基本要素：钱，文化。实际上，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官职，有些职位需要一定的资质，如法官职位一般需要法学文凭，并经同僚们的认可方可后进入法院。
作一点尝试性的总结：中国历史有别于西方的一个重要之处，可能在于它很早就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官官僚体系。这跟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直接相关。这种国家形态，在中世纪以后的西欧出现得很晚，而且其性质和过程有很多不同。
不过，科举选官之类的上升，几乎完全系于政治组织形态。不应该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动，同样会引起社会流动。从这个角度看，大约在11-13世纪，西欧的确是个转折期，那时外来入侵基本结束，秩序开始逐步重建，城市和商业复苏，社会开始对文化有更多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人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多的资财、更好的教育，没有这些条件，不可能冲破僵硬的等级秩序好粗野的武人统治。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